耀县地下党的建立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7-09-04 16:45  发布机构:史志办  字体:   浏览次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耀县经过漫长、曲折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在县城和南原地区,耀县地下党组织在陕西省委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由仅有三个党员的党小组,一直发展到建立了中共耀县委员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地区的革命浪潮犹如星火燎原,越烧越旺。1927年春,在西安民立中学读书的耀县籍学生张邦英、曹雯,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倾向革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季转为中共党员,并由张邦英任民立中学支部书记,组织进步学生上街讲演、游行、张贴标语、宣传革命。

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时值冯玉祥在陕西掀起反共逆流,白色恐怖严重。“八七”会议后,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和陕西当时的严重形势,提出了“党到农村去”、“武装农民准备暴动”的口号。同年11月,张邦英、曹雯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到耀县开展党的工作。他们与参加渭华暴动后来耀县投亲隐蔽的共产党员冯鸿儒取得联系,在县城西街面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耀县第一个党小组,冯鸿儒为负责人。张邦英、曹雯在县城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通过讲课和师生交谈等方式,在青年中利用讲解“三民主义”,传播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思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秋冬之间,冯鸿儒离开耀县,党小组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为寻找组织联系,张邦英遂于1930年春到三原参加了甄寿山领导的陕西讨逆军。当部队行至凤翔时,张邦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任中共营委书记,利用当时国民党营部书记官的合法身份进行兵运工作。入冬即介绍在同一部队作司务长的杨在泉加入共产党。1931年2月,讨逆军驻甘肃固原时,又介绍在同部队当文书下士的张仲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讨逆军被杨虎城收编后,杨在泉和张仲良先后回到耀县。张仲良通过三原武字区委委员王曲贤与党取得联系,在耀县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同年5月,即发展陈学鼎入党,并帮助刘林圃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6月,受武字区委指示,中共耀县第一个支部在杨家河杨在泉家里成立。时有党员五名,即:张仲良、杨在泉、曹雯、陈学鼎、刘林圃,张仲良任支部书记。

为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根据中共武字区委指示,中共耀县支部于1931年12月改为中共耀县特别支部,隶属武字区委领导。特别支部建立后,其成员分别到野狐坡、王益、石人一带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农运”工作。

1932年春,由于关中地区连年大旱,食粮奇缺,耀县境内土匪为患,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又征调民工建造兵营,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空前激化。小丘、西原一带农民和外地流落到此地的灾民纷纷行动起来,抗粮抗捐。这时,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三原武字区人民以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也波及耀县。随后,渭北游击队亦到照金、柳林、瑶曲一带开展游击运动。面对这种形势,张仲良等地下党员在群众中秘密进行宣传活动,夏收前觉悟了的人民群众通过传羽毛信的方式集合耀县西原楼村、小丘一带数千农民群众,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围城“交农”斗争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数千名穷苦农民肩扛各种农具,从四面八方云集县城,沿途高呼:“废除粮捐!减轻杂税!”等口号,并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迫使伪县长李建堂答应为农民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了胜利。嗣后,伪县政府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张仲良。后经陈学鼎、赵连璧等人活动,将其释放。几个月来,党的组织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至同年4月,已先后建立了阿姑社、野狐坡支部和王益特支,全县党员发展到五十名,分布地域逐渐扩大。同年6、7月,张邦英回到耀县,协助张仲良等进行党的建设工作。8月间,中共渭北特委在三原武字区长坳召开会议,张仲良,张邦英同时参加了会议。冬季,根据渭北特委指示,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等在泥阳堡关帝庙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耀县委员会。张仲良任县委书记,张邦英协助县委工作,宋子岐任组织部长,曹雯任宣传部长,归属渭北特委领导。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与进行群众工作。在敌人“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紧要时刻,掩护了转移到耀县的几位上级派去工作的同志。12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耀县县委改归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1932年11月,县委领导人根据上级指示和当地斗争环境作了调整,调张仲良到省建设厅凿井训练班学习,由张邦英接替县委书记,继续领导东西两原农民群众的“五抗”和分粮斗争,发展壮大了党的基层组织。除原有的党支部外,又秘密发展成立了孙家原、泥阳堡、刘家那三个党支部,西原特支以及城内党小组,至1933年1月,全县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余名。

193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杨声来耀县巡视工作,并参加了刘家那、孙家原等几个支部会议。

1933年春,耀县党在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发动组织西原野狐坡、北原王益等地的农民开展武装分粮以度春荒。分了豪绅地主的粮食,野狐坡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分粮斗争中,几次被民团冲散,收缴了个别的枪,捕押了人。王益地区的农民群众先后三次分了县民团石柱分团团长和富户的粮食数十石。当地反动政府和地方豪绅惊慌不安,伺机镇压和报复。由于工作疏忽,致使王益特支暴露,委员孟水娃、农协委员李德昭(即范鞋匠)、程娃子、王小被石柱分团捉去惨杀于武王山下。其余党员被迫离乡,分散隐蔽。

1933年初,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耀县县委在泥阳堡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经常接待照金与西安之间人员的联络工作,不断向照金输送军事情报,急需物资和人员,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同年7月,国民党杨虎城部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共产党员王泰吉在全国抗日浪潮推动下于21日率部千余人在耀县县城起义,宣布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据省委指示,耀县县委积极配合了这一行动。在起义前和起义中,县委先后两次召开了秘密会议,杜衡(后叛变)都参加了。省委委员杨声参加了第二次会议,研究部署了起义的有关工作。起义部队一起义便收缴了城内民团和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全部“政治犯”;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县委即协同起义部队成立了由市民代表参加的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协助起义部队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在西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了县政府的存粮和城内雷、段两家地主的财物,分配给贫民。与此同时,县委在起义部队的帮助下,迅速发动党员、群众,于7月22日在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的阿姑社村成立了耀县游击队,并收缴了北区民团武装,后又从城内提出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弹药。游击队一成立在县委领导下,镇压了北区民愤极大的左善楚兄弟三人,并烧毁了他家的地契债约,后又镇压了东区作恶多端的兵痞流氓张廉明,分了白家庄周家的粮食,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7月28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行动,游击队集结在白家庄进行了整编,分编为三个中队,共有队员近百人,枪六、七十支,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政治指导员,曹雯任经济员。第一中队队长陈国栋,第二中队队长安民,第三中队队长张智怀。次日, 游击队经道东、墓坳,高山槐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与耀县起义部队及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会合,耀县游击队改名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随后编入主力部队。中共耀县县委归陕甘边特委领导。

  为继续发挥耀县党组织作用,8月,张仲良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名义和宋子岐从根据地派回耀县,在西原等地秘密活动。由于杜衡的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区党组织遭受破坏,耀县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孙家原支部被迫解体,开展工作困难很大。10月,张仲良北上陕甘边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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