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山惨案
发布时间:2018-01-29 13:52  发布机构:史志办  字体:   浏览次数:

1948年4月21日凌晨2时许,耀县药王山脚下,寒风阵阵,月光惨淡。就在此时,一长串人从远处走来,队伍中有男有女。他们被一根长绳绕肩串帮在一起,嘴里塞着烂毛巾、破棉絮,在一群全副武装大兵的推搡下,缓慢地向一个大坑走着。

不远处的大坑边,一群手持十字镐、铁锹、棍棒的人正凶神恶煞地盯着这群遍体鳞伤、捆绑串联的人。待这些人全部环绕站到坑边,只听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低沉、凶狠地喊了一声:“行刑!”残暴的匪徒饿狼般抡起手中的工具,猛击向坑边那些人,“扑通、扑通”,一个又一个,头顶冒着鲜血、脑浆溢流的人倒入了坑中。在倒下瞬间,有些人奋力吐出口中填塞的烂毛巾和破棉絮,挣扎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慢慢的,声音没有了。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又喊了声:“埋!”,一阵混乱的铁锹碰撞声过后,行刑的人离开了。大坑归于平整,阴冷的月光洒落在融入我革命者鲜血的黄土上,风呜咽着掠过树梢......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1944年,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建立了富县茶坊情报站(于桑负责)和耀县柳林情报站(杨锋负责),主要任务是向国统区派遣情报干部,发展情报人员,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5月,刘伍受边区保安处指派来到关中,先后在西安、临潼、华县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宣传革命思想,以唤醒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46年上半年,刘伍先后联络关中地区临潼、长安、华县、富平等十几个县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在西安建立了秘密地下武装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发展成员近百名。该组织在杨锋的领导下,经常与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取得联系,工作开展的井井有条。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7年1月,西北人民自救军设在西安韩森寨一带的秘密据点遭到敌人破坏,一批我党地下工作者被捕。5月初,西北人民自救军主要成员之一的张蓬贪生怕死、叛变革命。他从华县跑到国民党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张文发处,主动向敌人供出了我西北人民自救军的全部情况,并绘制了自救军部分人员的住址图。

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祝绍周即可指令警察总局长萧炤文和机要秘书赵成义、特高组组长刘剑英三人组成专门法庭,下令特高组便衣队等在各地警察局配合下,秘密搜捕我党地下工作者。张蓬叛变的第二天,刘伍即被捕。随后,杨锋、赛坚等相继在西安被捕。到1947年10月,西北人民自救军整个组织遭到破坏,所有成员几乎全部被捕。

1947年10月6日,陕西省绥靖司令部以 “勾结共匪贩卖毒品,谋图暴动”之罪名,将杜斌丞、刘伍、杨锋等12人公开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

1948年4月,祝绍周、戴桂茂、萧炤文之流,预感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加速了对在押政治犯的迫害,决定将赛坚、武梦名、胡文选、梁文耀等32名共产党工地下作者和进步青年秘密处死。

4月13日,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团长朱辅元被电召西安。14日,祝绍周、戴桂茂、萧炤文、朱辅元等人通过精心策划,制定了行动计划。4月19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将32人以扩充兵员为名,由保四旅沈峰仙排从西安火车站乘车押往铜川,当日下午6时许到达耀县。晚上,保三团团长朱辅元、副团长董传书、一营长张席珍、二营长杨殿猷等召开紧急会议,朱辅元传达了祝绍周的指令,并确定了杀害我革命者的地点、时间和方法,由副团长董传书监视执行,二营长杨殿猷主办。

4月20日,乌云笼罩着耀县城。驻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荷枪实弹,岗哨密布。匪徒们在神圣的药王山下以修掩体为名,挖下了一个活埋我32名革命烈士的罪恶深坑……

接下来,就是前文发生的悲壮一幕……

4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派兵隐蔽了执行现场,并编造了部队在耀县和解放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中被打死一批、跑了一批的假象,以蒙骗人民群众,逃避社会舆论。

三十二烈士走了,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和满腔热血,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未留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中共耀县县委、县政府于1954年1月为32名烈士修建陵园、建亭立碑,纪念碑上镌刻经考证的19个烈士的名字。1985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为陵园题词。自此,每年清明节前后,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前来此地祭奠英灵,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全国解放后,药王山惨案首犯戴桂茂于1951年在西安被我司法机关处死,主犯朱辅元于1960年5月22日,经铜川市人民法院依法处死。罪恶累累的他们得到应有惩罚,也是对三十二位革命烈士英灵最好的祭奠和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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