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故事选编》
发布时间:2017-05-26 15:29  发布机构: 史志办 字体:   浏览次数:

 

石 太 医

    孙思邈一百多岁时,从京城长安回到了故乡耀州的五台山。人们听说后,不断上山来求医。这时候,孙思邈的脸上已经布满了又深又密的皱纹,他的眼睛有些花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他想: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死后谁为求医病人疗病呢?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区城东有个手艺最巧的石匠,人们都叫他巧石匠。巧石匠按照孙思邈的吩咐,从西山里采来了一块像玉一样了一座模样像柱子的碑。碑头和碑座上还刻了黄花、杜仲、当归等药材的图案。孙思邈把一生中总结出来的最有效的药方,都工工整整地写在碑身上,石匠仔细地刻上每一个字。

    孙思邈叫人们把这块精美的石碑,竖立在五台山下漆水河东岸的大路旁,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

    孙思邈去逝后,人们有病,就从这碑上查找药方。碑上的药方都百灵百验,救活了无数病人,起到了医生的作用。那时候,人们把专为帝王和宫廷官员治病的人叫“太医”。因此,人们把这块碑叫作“石太医”。

    一天清晨,巧石匠路过这儿,不禁大吃一惊。只见“石太医”倒在地上,不知谁把上面的字迹统统凿掉,碑身上下都是棋子般的疤痕。求医的病人抚摸着石太医,狠狠地咒骂着凿毁字迹的人。他们都气哭啦,泪水淋湿了不会说话的石太医。

    这天中午,蔚蓝的晴空中,忽然飘来一朵乌黑的云。乌云徐徐落在了五台山顶。过了一会,从那里走来了一位老头,老头的两只眼睛又大又圆,闪着缕缕红光,活像一对灯笼,身上穿着金烂烂的长袍。

    老头走过来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就是三十年前,孙先生医治过的那条老龙。”它咬牙切齿地说:“石太医被凿毁的事,我已知道了,我饶不了这个坏人!”说着“呼”地一声飞向空中,站在乌云上,现出了原形——一条好几丈长的龙。只见它那双喷着火光的圆鼓鼓的眼睛,察看着四面八方。过了一会,它紧紧盯住正南方,说:“我看见那个败类了,他是太医”。此刻,那个太医正洋洋得意地带着几个人朝长安方向走。

    老龙高高举起一只前爪,突然,爪中射出一道雪亮的电光。电光划破蓝天,朝南方劈去,随后便响起一声炸雷,震得人们的耳膜“嗡嗡”直响。

龙高兴地说:“那个坏家伙被我打死了!”

过了一会儿,龙回到山顶,扔下一大卷纸来。

大家拾起来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太医拓印的“石太医”上的药方。

人们高兴极啦!请巧石匠又重新凿了四块碑,又将药方刻在上面。巧石匠担心新碑立在路旁还会出事,就把他们都竖在山上的孙思邈故居前。直到今天,他们仍在那里呢!

太玄古洞的来历

    太玄古洞在药王山药王大殿内孙思邈的塑像背后,俗称“药王洞”或“龙穿洞”。

    传说,一年久旱不雨,农民心急如焚。玉皇大帝发了慈悲,指令灞河龙君行云降雨,普救黎民百姓。灞河龙君奉了玉皇圣旨,岂敢怠慢,马上驾云腾雾,兴风作雨。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灞河龙君的喉咙里生了恶疮,一时心中烦恼,降起恶风暴雨来了。这时候,名医孙思邈正同他的徒弟出诊,忽然遇到恶风暴雨,难以行路。徒弟要求找个地方避雨,孙思邈说道:“这是病龙行雨,片刻即止。你我不必躲避,快速赶路,去抢救病人!”于是,徒弟取出雨具、稍作防护,二人踏着泥泞的道路继续前进。

    灞河龙君在空中听了孙思邈的话,不觉心里一怔:他必定是位神医路过,何不趁此机会,请他治疗呢?它便摇身一变,化为一个白头老翁,来到孙思邈面前。

    恶风停了,暴雨止了。孙思邈见一老翁前来求医,就在路旁一块大石头旁蹲下来给老龙诊脉。诊脉后孙思邈问道:“从脉象看,你并非人类,究竟系何物所化,需要显出真形,方能给你治疗。”那老翁答道:“我乃灞河龙君是也。只因奉了玉皇大帝圣旨,在天空兴风作雨,忽然喉内生疾,巧遇先生路过,特来求医。恐怕先生受惊,故化一老翁。先生要我显出原形,只得听你吩咐。”老翁说毕,摇身一变,成了一条青龙。孙思邈面对那条青龙,镇静自若,面无惧色。他左手掰开龙口,右手紧握银针,瞅准恶疮,狠狠地扎了下去。霎时,龙口大张,脓血直淌,孙思邈安慰地说:“你乃寒风入膏,致成喉疾,用针以后,脓血排尽,再给伤口上敷些药,休息几个时辰,就会痊愈的。”说罢,他在伤口上敷过药,便和徒弟急忙赶路去了。

    第二天,灞河龙君果然病愈身爽。他为了普救黎民,又驾云腾空,行起和风细雨来。老百姓得到一场透雨,欢喜的劲儿自然没法细说。

    后来,灞河龙君听说孙思邈要在耀州五台山去成正果,它为了感谢疗疾之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五台山上钻了一孔四十多里长的石洞,帮助孙思邈于农历二月初二赴位成果。从此,每年二月二五台山上赶会,人们为了纪念神医孙思邈,上山赴会朝庙,烧香吊表。直到现在,太玄古洞还原样保存着,孙思邈给灞河龙君看病的神话,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耀州和富平交界的“岔口”就是孙思邈给龙君扎针的地方。岔口南边有个村子叫“红水头”,是当年龙君脓血流过的地方。

海上仙方的传说

    有一天,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变化成一条小白蛇,跑出海面去游玩,不幸落在了沙滩上。被一群牧童看见,用鞭棍乱打,眼看就要丧命。正在危急的时刻,孙思邈采药经过这里,劝阻了这群牧童,急忙把小白蛇托到笼子里,走到岸边放到海水中去。

    三太子得救了,慌忙跑进水晶官,对老龙王哭诉道:“我今天去海边游玩,在沙滩遭到一群牧童的鞭棍乱打,险些丧了性命。多亏一位先生路过此地,方将我救下来,要不然我就死在外边了!”老龙王听了三太子哭诉后,决心要报答孙思邈搭救太子的恩情,便命令夜叉出海,去请孙思邈进水晶宫来。

    夜叉出海来到岸上,找到孙思邈后,讲明了来意,叫他闭上眼睛,把他背到水晶官去见老龙王。老龙王见孙思邈到来,急忙上前迎接。十分感激地说:“孙先生今日救得太子一命,恩情甚重,我要报答你的恩情,特送你夜明宝珠一颗,你可献朝廷,为你加官赐职,再不要辛苦采药了。”

    孙思邈谢绝道:“叫朝廷为我加官赐职,不能采药给黎民百姓治病,这违背了我的誓愿,是万万做不得的!”老龙王继续说道:“你不要夜明宝珠,那么金银财宝,尽你拿吧!”

    “我不要宝珠,岂用金银!”

    “既然你宝珠、金银都不要,那么我经常吃的珍馐百味,保你与天齐寿,你就留在这里与我一同享受天福吧!”孙思邈道:“我有老母在堂,又要立誓为黎民百姓舍药治病,在这里享受天福,我的志愿就不能实现了!”

    “你宝珠、金银都不要,叫你留下享受天福也不愿意,那么叫我如何报答你的恩情呢?”

    三太子在一旁,见孙思邈什么都不要,立誓舍药治病,便想起水晶宫里珍藏的一套《海上仙方》,便向父王建议道:“孙先生金银珠宝不要,天福不愿享受,如果将《海上仙方》送给他,叫他依方为人治病,他一定很高兴的!”老龙王道:“《海上仙方》乃是我们龙宫珍藏的一个秘方,玉皇大帝不许随意妄传。今日为了报答你救太子之恩,只好违禁赠送给你,你可回到人间去救死扶伤,实现你的誓愿吧!”孙思邈得到了老龙,王赠送的《海上仙方》,真是喜出望外,便辞谢了老龙王和三太子,出海而去。后来,他用这部《海上仙方》治愈了不少人的疾病。他在撰写《千金方》时,又将这些秘方加写进去,在医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耀州药王山药王庙内还有一通《海上仙方》碑石,上边刻着一百二十多个常见病的单方、秘方,据说就是孙思邈因救龙王三太子从龙官得来的秘方和单方。

起死回生

    有一天清早,孙思邈要到远处的一个村子去出诊。当他从村口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路上有一滴一滴的鲜红血点,断断续续的一路滴去。他边走边说:“是谁一清早受了伤,血流得这么严重?”这时,从前边走来一个老头子,孙思邈急忙问道:“老伯,你看地上,这是谁受了伤,血怎么流成这个样子?”

    “我刚从前边过来,看见几个人抬着用几块木板简单钉成的棺材,去埋死人,那个棺材缝里不断向外滴血点,这路上的血滴,肯定就是从那个棺材里的死人身上流出来的。”

    孙思邈一听老头说是从棺材里死人身上流出来的血,不由得认真思考起来。他想:人死了,血为什么还是这样的鲜红?根据他自己多年来行医的经验判断,这个人可能还没有死。救人之心驱使着他,使他不能再犹豫了,他便立即加大了步伐,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

    孙思邈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了墓地。这时候,埋人的人群已经挖好了墓坑,正在把棺材往墓坑里放。他大声喊道:“停一下,停一下!棺材里边装的是什么人?是怎么死的?死过多长时间啦?”

    墓坑旁边站立着一个十分悲痛的青年农民,他见有人来问死人的情况,便毫不在意地说:“这死者是我的女人,她前半夜生孩子,头一胎遇到难产,到后半夜就死了,孩子也没有生下来,你还问她做啥哩?”

    “我从棺材缝里滴到大路上的鲜血来看,显然不象死人的血,你叫大家把棺材放在地边,让我打开棺盖看看,或许她还有点气,能够抢救过来呢!”孙思邈向青年农民叙说着自己的看法。

    人已死过多半夜了,怎么还能救活呢?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话,还是把棺材放进墓坑里,并立即动手拿锨准备向坑内填土了。在这抢救人命的紧急时刻,孙思邈再三向那位青年农民和其他人陈述自己的看法和道理,说服大家最好试一试。大家这才住了手,抱着看稀奇的态度让他试试看。

    在墓坑里撬开了棺盖,孙思邈跳下去一看,只见里面那位青年妇女约二十多岁,脸色就象黄裱一样,没有一点血色,面容十分痛苦可怕。孙思邈急忙伸手去摸她的脉搏,果然不出他的判断,青年妇女的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着。孙思邈很快从药包里取出了几苗银针,在她的身上选好穴位,急忙进行针灸。后又取出了一些药末,给她灌进嘴里。这时,大家都站在墓坑上边,用怀疑的眼光,静静地看着,等待着。

    大约有吸一锅烟的工夫,只见那位青年妇女身子动弹了几下,就生下一个婴儿。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产妇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无不惊奇,都称赞孙思邈真是神医下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产妇的丈夫看见妻子不但活过来,又安全地生下了婴儿,很快由悲变喜,紧紧拉着孙思邈的手,好半天才说道:“你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这恩情叫我怎样报答呀!”孙思邈微笑着说:“不必谢我了,赶快把产妇送回家去好好调养,过几天我再来给她看看。”说毕便辞别了大家,给别村的一位危急病人诊治去了。

敬德追赶药王袍

    孙思邈被唐太宗封为“药王”之后,穿戴着王袍王冠,辞别了唐太宗和文武百官,出了京城,扬鞭走马向东而去。谁料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对此事不服。敬德暗想:我多年来南征北战,东荡西杀,受尽千辛万苦,拼着性命帮着唐王夺来这万里江山,结果只封了个国公。你孙思邈进宫出官只有几次,不过偶然治好了娘娘的病,竟然得到这么大的荣誉。我主太宗办事实在太不公道。敬德越想越生气,就决定要将孙思邈的王袍、王冠夺回。他披甲上马,带领了几骑铁甲兵,神不知鬼不觉地追赶孙思邈去了。

    孙思邈当时在金殿上从敬德的神色就看出了他不服自己被封为“药王”,他出了长安城以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想,敬德性情直爽,他既然对此事不服,多半要来追赶闹事。我本来不慕名位,现在要去采药治病,何不将王袍、王冠脱下,一来避免与敬德发生矛盾,二来到群众中去看病也会更方便。这时,他已来到灞桥桥头,便下马到柳荫之下休息,卸去了王冠,脱去了王袍,仍旧穿戴着他平常穿戴的粗布衣帽。

    果然不出所料,当他正在柳荫下与徒弟休息时,只见大路西头尘土飞扬,几骑铁甲兵向灞桥奔驰而来,为首的正是尉迟敬德。只见他手执钢鞭,怒发冲冠。当他看见孙思邈以后,望了望孙思邈的穿戴,却不由自主地一怔,立即勒住了马,站在那里不走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我明明看见他头戴‘冲天冠’,身穿‘赫黄袍’,下殿而去,怎么他现在仍然是山野医生的打扮?想他必定早就猜想到我的行动,脱去了王袍,卸去了王冠。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再找他寻事呢!”

    正当敬德与随从勒转马头之际,孙思邈却忙起身赶到敬德面前说道:“我早就望见国公了,请国公下马稍停。”他又看了看敬德的铠甲,问道:“请问国公全身披挂,不知又要到哪路征剿?”

    敬德被他这样一问,不觉又是一怔,但又立即镇定下来。他下了马,走到孙思邈跟前说:“我是专门前来追赶先生,心想讨要一些灵丹妙药的。”

    孙思邈知道他是用这话遮掩,不觉哈哈大笑,紧接着又问道:“国公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并未患病,不知讨要灵丹妙药何用?”

    “孙先生乃是神医下凡,药力奇效,能够起死回生。听说先生配有一种金丹,能够预防各种疾病,我将这种金丹服后也好预防疾病的发生。”

    孙思邈答应了的他的要求,随后从药囊里取出了十八丸“八卦如意丹”交给敬德,并叮咛道:“这是十八丸灵丹,能够强筋壮骨,预防疾病,人畜皆可服用。你今回去要妥善保管,以便到适当时机服用。”

    后来敬德在又一次长途出征前,便将孙思邈送他的那十八丸“八卦如意丹”服了十丸,并把剩下的八丸给他的战马服了。在好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果然人强马壮,没有患过疾病,又为大唐建立了不少战功,受到了唐太宗的褒奖。从此以后,敬德对孙思邈更加敬佩,深感他被封为“药王”当之无愧,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对他妒忌不服。孙思邈后来在故里华原五台山太玄洞去世以后,敬德为了报答他以前赠药之恩,还前去为他站班。因此,后人在给药王塑像时,都要同时塑上给他站班的敬德。

葫芦头的故事

    葫芦头泡馍,是西安著名的食品之一。有趣的是,外地人往住顾名思义,以为葫芦头就是葫芦的头部。其实,这一食品的基本原料是猪肚子和猪肠子。

    那么,它是怎样得名的呢?里面还有个故事哩!

    西安,唐代叫长安,大医药学家孙思邈曾住在长安城里的光德坊里。那时,他虽说已有九十多岁了,脸上爬满了一道道皱纹,胡须变得象银子一样白,可是,依然经常出诊,为病人解除痛苦。由于腿已不大灵便,就拄了一根龙头拐杖,在拐杖顶端的龙嘴里,拴了一个金黄的药葫芦。长安城里的居民们,人人都见过这个葫芦,也都认识这个葫芦。

    孙思邈的住宅旁,有一家小小的饭馆,主要经营用猪肠子、肚子做的猪杂碎汤。也卖几样素食。可是,很少有顾客来吃,生意冷冷清清,眼看就要“关门大吉”。孙思邀出诊回来,有时候来不及叫家人做饭,就到这家饭馆吃饭。他是上了年纪的人,消化不好,不吃荤腥,只吃素食。饭馆的掌柜十分崇敬他,从来不收他的饭钱。

    有一天,孙思邈在这里吃过饭后,掏出了长长的一串铜钱,放在桌子上,对掌柜说:“我在你这儿已经吃过十顿饭了,可是,你没收一枚钱,今天,我一并拿了,这一次,你说啥也得收下。”

    掌柜把钱拾起来,塞到孙思邈怀里,“别人的饭钱我是要收的,可是您的我不收。”

    孙思邈很为难:“我怎么能白吃呢?”

    掌柜诚恳地说:“您老人家给穷人治病时,从来也没有收过诊金。我不收您的钱,一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点敬意,二是权当代替穷人付一些诊金。”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钱你得收下,因为你的本钱并不多,而且生意也不兴旺呀!”那掌柜的说:“您老人家能来,就是给我的饭馆添了光彩。我的日子再艰难,也不能收您的钱。”

    这一次,掌柜依然没收钱。孙思邈觉得过意不去。回到住宅后,想道:我得想个办法,帮助这位掌柜度过难关。

    第二天,他又来到饭馆,问掌柜:“为什么你的猪杂碎汤总卖不出去呢?”

    掌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顾客都嫌腥味大,油腻多。”

    孙思邈想看看这里是怎样做猪杂碎汤的,便走进了厨房。他见厨师将肠子、肚子里里外外只洗了一遍,不禁摇了摇头。

    孙思邈对掌柜及厨师讲道:“要想去腥腻,必须经过十道手续:捋肠子、刮肚子、翻肚子、摘肠子、回翻肠子、漂洗肠子、二次捋肠子、笊肠子、三次捋肠子、煮肚子。只洗一遍就下锅,是不行的。”

    厨师按照孙思邈的指点,重新处理了肠子和肚子。

    肠子、肚子下锅后,孙思邈从拐杖上解下那个药葫芦,向锅里倒下去了花椒、大香、元桂等等调味品。

    这一次做成的猪杂碎汤,和以往的大不一样了,闻一闻,香气扑鼻;尝一尝,肥而不腻;吃过后,嘴里还留有香气呢。掌柜和厨师都眉开眼笑地向孙思邈道谢。

    孙思邈将药葫芦系在一根棍子上,插在饭馆门口,就走了。葫芦在阳光照射下,发出黄橙橙的光彩。

    人们看见孙思邈的药葫芦挂在这一家饭馆的门口,都很诧异。为了弄个究竟,纷纷走进了门。饭馆里,猪杂碎汤的香气使他们流下了一道道涎水,人们不由得买些来吃。吃过以后没有一个不赞美的。

    顾客们问掌柜:“为什么孙先生的葫芦挂在了你的门口?为什么你的猪杂碎汤突然做得这样好吃了呢?”

    掌柜一五一十地回答后,有个顾客说:“掌柜,既然这种汤已经和原来的大不一样了,依我看,就不应再叫‘猪杂碎汤’,应该另外起个名字。”

    掌柜说:“好!”

    又有一个顾客说:“没有孙先生,咱们就尝不到这种美味。新名一定要把孙先生的功劳点出来。”

    大家齐声说:“好!”顾客们七嘴八舌地一连拟了好几个名字,但掌柜一摇头。

    有个顾客望着挂在门口的葫芦说:“大家都是被这葫芦引来的,再说,菜的模样也有点象葫芦的把儿,依我看,新名字应该叫一‘葫芦头’”。

    掌柜和顾客们都伸起大姆指:“起得好!”

    就这样,葫芦头的美名,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长安城,人们也成群结队来到这家饭馆饱尝这种美味。从这以后,这个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

骑驴早朝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出生在关庄镇柳家原村,他自幼酷爱书法,苦苦练笔,村旁有墨染涝池黑的传说。

    柳家塬离京城长安有二百多里路程。柳公权每天都要骑着他的小毛驴去早朝,晚上又骑着毛驴赶回家来,时间一长,他嫂嫂对他的毛驴生了疑心,心想每天往返几百里路,一头并不起眼的小毛驴哪能跑得如此之快?其中必有缘故,一定要寻机弄个明白。

    有一天夜里,柳公权的嫂嫂偷偷爬起床来,打上灯笼,轻手轻脚地摸进驴棚,想探个究竟。她打着灯笼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毛驴还是老样子,什么破绽也找不到。忽然她心中一动,听老人说,凡能成大气候的人,暗中必有神仙相助,莫非这毛驴是神仙所赐,长有飞毛不成?想到这里,便将毛驴的四蹄仔细查看,果然发现每个蹄子上都长着一撮长毛,她便不由得暗暗得意,心想:我今晚就将这飞毛烧掉,试试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主意打定,于是就用火烧去“飞毛”,又偷偷跑回自己房里。

    第二天黎明,柳公权照往常一样,骑着毛驴朝京城去了,可是今天的毛驴不比往常,怎么也跑不快,他很奇怪,便下来仔细观看,原来毛驴四蹄上的“飞毛”被烧掉了,但他上朝要紧,还是骑上毛驴继续赶路,到了京城长安,已经半晌午了,没有赶上早朝,受到上司的责怪。从此以后,柳公权便留在长安,不再骑驴早朝了。

柳公权写匾

    有一年,关中遭了年馑,穷人家里几乎都揭不开锅了。这时,地方上有个豪绅,为富不仁,横行乡里,他不但不开仓借粮,反而强令佃户为他制作一块由名人题写的“文魁武魁”的大匾,以光耀门庭,显赫一方。

    佃户们为了租种豪绅的土地,那敢不听,只得忍气吞声变卖家当,凑钱为他制作,大伙都知道柳公权的字最有名气,便求柳公权题写匾额。柳公权问明情况,十分生气,但他想了想,很快就有了教训这家豪绅的办法,便按照佃户的请求,题写了“文魁武魁”四个大字。佃户们回去,立即请来木工将大匾做好。

    挂匾那天,豪绅家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亲戚朋友都来庆贺。酒席宴间,一位朋友突然对豪绅说:“东翁,柳公乃天下闻名的书家,他能题写匾额,真是天大的荣幸。不过,这匾上的四个字,怎么都像是缺了一笔。”豪绅赶忙离席,跑出大门仔细一看,果然是“文武”二字各缺一个点,两个“魁”字各缺一个撇,一时气得浑身打颤,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位朋友又说:“请东翁息怒,依我看,这几个字是没有这种写法的,不过柳公权乃当世名家,能这样写,说不定还有什么讲究,也未可知,倒不如将他请来,当面请教,看他是怎样回答。”豪绅一听,也有道理,就点头说道:“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两天,那位豪绅在家办了一桌十分丰盛的酒菜,特地将柳公权请来饮宴。公权一到,豪绅在大门外拱手相迎,宾主同到内庭,公权刚一落座,豪绅立即双手拱拳,满脸堆笑,对公权说:“这次,能劳大驾为寒舍题匾,实乃蓬荜增辉,光耀得很!今略备水酒,以表谢意,请不要嫌菲薄,多饮几杯!”酒过三巡,豪绅又欠身说道:“柳公,恕我冒昧,那匾的字怎么好像都缺写一笔,但不知有无这种写法,或是有什么讲究,还请柳公赐教。”柳公权听罢此话,哈哈一笑说:“说实在话,是没有这种写法,真的都缺了一笔,不过我也有几句冒昧的话想来问你,如今正遭年馑,佃户们无米下锅,嗷嗷待哺,可你家文魁武魁,富如东海,有用不完的钱财,有吃不尽的粮食,你不但不可怜和救济他们,反而逼他们变卖家当为你送匾。依我看,文魁武魁还不如半个锅盔!”

  豪绅听罢柳公权的一席话语一心中明白:原来柳公权嫌我缺少怜悯之心,不救穷人,有意在写字时各缺一笔。想来想去,事已至此,又对柳公权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向佃户们放粮救济,恳求柳公权设法补上缺笔。

    柳公权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离开席位,提笔蘸墨走出大门,对准匾上的大字,一一向上抛去。结果,那四个大字缺写的两点两撇,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落在正当的位置。再看那“文魁武魁”四个大字,立刻显出神采,门前围观的人无不啧啧称奇。从此,柳公权写匾惩恶的故事便不胫而走,传变了天下。

“哥东弟西”让义村

    在耀州区关庄镇北部有一个小村子叫让义村。村西北的田地中有两座较大的古墓。古墓东西并列,坐北面南,墓前各立一通石碑,东边的石碑上镌刻着:“大唐兵部尚书、拜检校左仆射柳公绰之墓”;西边的石碑上镌刻着“大唐河东郡公、太子太保柳公权之墓”。两通墓碑,均为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这就是唐代著名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和其堂兄柳公绰的坟墓。

    说起一代书法大师和朝庭命官死后为什么远离京华葬在这黄土高原?这确实还有一段感人的传说故事。

    相传,当年在京城为官的柳氏兄弟二人同时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柳家原村,一来探望多年未见的高堂父母,二来拜访一下亲友邻舍。一日午饭后无事,兄弟二人相约出游。走到村子西面深山沟边,遥望对面,但见巍巍青山的南麓有一村庄。村子周围原野开阔,平坦如砥。村中树木苍翠,村外庄稼葱绿。时值夕阳斜照,金光四溢。举目远眺:但见青山绿树,红霞尽染,好一幅风光无限的田园美景图!柳氏兄弟二人顿时被眼前这美丽的大自然所陶醉。于是他们不顾沟深路陡,气喘吁吁地来到这个因祖辈喜

欢养牛而得名的“养牛村”。

    柳氏兄弟信步走出村庄,来到村子西北的田野中,尽情吸吮着清新湿润的空气,观赏着迷人的自然景色。顿感登高临远,心旷神怡。此时公绰言道:“兄弟你看这块宝地,北有青山为屏,南面坦荡开阔,你我百年之后,若能安葬于足下这块地方,既可以远眺京城长安,关注社稷安危,民之疾苦,又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不知兄弟意下如何?”公权听罢连声说道:“兄言极是,公权也有此意,一切愿听兄长安排。”

    于是公绰对公权说:“弟虽年幼,但皇封太子太保,地位显赫,故墓地当在上首。”公权急忙推辞:“兄乃为长,尊家乡风格,有‘哥东弟西’之说,故兄墓地在上首才是。”如此你推我让,互不接受,只好暂且作罢。

    公元832年,柳公绰病逝,时年67岁。柳公权遵照其兄生前意愿,亲自护送灵柩回乡,安葬于当年选定的墓地之中。30多年后,到了865年,柳公权88岁高龄时逝世,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将其灵柩运回,葬于其兄墓地的西边(下首),了却了他“哥东弟西”的遗愿。

      柳氏兄弟亲密无间,情深意长,推让墓地韵故事被人们一代一代广为传颂。后来“养牛村”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有识之士们聚在一起商议,为了表达对柳氏兄弟的怀念和崇敬,同时也以“二柳”为典范,教育子孙后代们和睦相处,干脆把村名改为“让义村”吧!这一提议得到了全村人的赞同。于是“养牛村”从那时起就改名“让义村”。但不知何年何月,一些不了解详情的外地人,把“养牛村”和“让义村”两个新老村名混为一体,叫成了“让牛村”。久而久之,“让义村”又变成了“让牛村”,并一直沿用到70年代才被重新正名。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但“让义村”的故事却至今流传不衰。

月里和尚戏柳翠

    唐代后期,太子太保大书法家柳公权,在他的故乡华原城南漆沮汇流处的柳沟口修了一座别墅,作为他读书写字颐享天年的地方。这里风景优美,河水潺缓,眼界开阔,他的家族大都住在这里。别墅中,有一名丫环名叫柳翠,长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

    在柳沟附近的乳山上,有座规模宏大的佛寺,名日广缘寺。寺里有个年轻和尚,长得眉清目秀,面如满月,相貌堂堂,人称月里和尚。他每天都忙着为寺里担水碾米,清扫庭院,甚得师父青睐。

    有一天,柳家丫环柳翠去广缘寺米房里碾米,碰巧遇见了月里和尚。这和尚连连看了柳翠几眼,不禁勾起凡心,产生了一丝爱慕之情。于是,就搭讪着问这问哪,同柳翠说话,终于弄清了她就是住在附近柳家的丫环柳翠。柳翠也见和尚长得眉清目秀,说话和气,对人体贴,也不由得产生了爱慕之心。从此以后,俩人借挑水之便,经常在河边相会,偷偷诉说着知心的话儿。俩人的感情越来越深,一天不见,大有“如隔三秋”的感觉。

    当时,朝廷崇信佛教,寺院里的戒律也很严格。是不允许和尚有任何越律行为的。因此,月里和尚同柳翠谈情说爱的事情传出去以后,柳公权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如此不守清规的大胆狂僧,岂能容得!”立刻向华原县令写了诉状,要求依律处理这桩公案。

    华原县令接到柳公的诉状,哪敢半点怠慢,立遣两名捕差去广缘寺将月里和尚提来,击鼓升堂,严刑拷问,判了个重打四十大板、赶出佛门的罪状。

    后来,地方上有人就将这种爱情故事编成哑剧,由二人扮演,名曰《月里和尚戏柳翠》。又因扮演者都戴着大头面具,故也称《大头和尚戏柳翠》。再后来,这一故事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固定社火节目,逗人笑乐。

傅玄与马钧

    马钧善于制造兵器。诸葛亮出师伐魏时使用了一种连弩,可以连续发射十箭。对此,魏军颇为惊奇。马钧则认为它虽然精巧,但未尽善,声称若经过他的改进,功效可提高五倍。三国时官渡之战,曹操曾使用“发石车”攻击袁绍的阵地,但只能单发,效率不高。马钧担心敌方在城楼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挡住发石车抛出的石头。于是他打算制造一种大轮,轮上系着十块大石头,以机械驱动大轮急速旋转,然后切断系石绳索,石头便连续飞击城楼,使敌方来不及防御。他曾在车轮上系数十块砖,进行试验,结果砖可飞数百步,证明自己的设计可行。这种设计却遭到地图学家裴秀的讥笑和发难,但得到哲学家傅玄的理解和支持。傅玄对安乡侯曹羲说,马先生要制造的是国家之精器、军队之要用,只要费一点木材,用两个人,就能制造,不妨试验一下,免得埋没有用的东西。曹羲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情况转告给武安侯曹爽。但曹未予理采。对此,傅玄感慨地说:“本来是极易办到的事,马先生是有名的巧人,尚且不受重视,何况那些怀才的无名之辈呢?”(《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1992集)

    公输般、墨子、王尔、张衡等人都是制作器械的名人,三国时的代表人物则是马钧。《三国志》注引傅玄的话提到,博士马钧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指南车是否真有其物后,两人告诉曹睿,隆召马钧做指南车,马钧制成,天下心服。又打算改善投石车,以及诸葛亮的连弩,中领军曹羲向他的兄长,大将军曹爽推荐,曹爽置之不理。傅玄在魏时担任弘农太守,他的父亲就是《三国演义》第66回劝谏曹操南征的参军傅干。

    马钧在手工、农业、军事等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就是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不多见,堪称一代机械大师。当时,傅玄曾称赞他说:“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没落,马钧的许多发明创造没有得到重视。他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一直不得志,虽然他曾作过给事中官,但他的工作仍然受到阻挠和蔑视,技巧一直未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尽管傅玄曾在魏国贵族安乡侯曹羲、武安侯曹爽那里推荐他,他还是没受到重视。傅玄对此感慨颇深地说:“马先生的巧,虽古时的公输般(鲁班)、墨翟,以及近代的张衡,也比不过,但公输般和墨翟都能见用于时,张衡和马钧却不能发挥其长,这是最痛心的事。”傅玄的话道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多少发明被埋没了的事实。(《三国演义》马钧的故事)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州)人。其父亲令狐熙,曾作过隋朝的鸿鼐少卿(职掌朝廷祭导),一生酷爱研究经史,家中藏书万卷。令狐德棻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与教育,懂得不读书不能成器的道理,所以他刻苦读书,博涉文史,青年时代就以博学而颇负盛名。

    一次,大将宇文述到他家中作客,见他读书很用功,便提出几个典故考他。令狐德棻不但准确地回答了典故的出处,而且借用典故分析时局,论证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道理。他旁征博引,言之有据,很受宇文述赞赏。经这位大将军举荐,令狐德棻被任命为乐城县(今广东广宁县南部)令。但是,他看到隋炀帝政治腐败,天下大乱,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隋朝服务,便借故予以推辞,未去赴任。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从太原举兵反隋,进军关中拟夺取长安。淮安王李神通从安徽策应。李神通来到关中,在长安、户县一带举起了义旗,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关中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令狐德棻盼望推翻隋朝,也加入李神通的起义军。李神通对令狐德棻很器重,任命他为总管府记室参军(秘书)。是年十一月,李渊率部攻克了长安,李神通便将令狐德棻推荐给李渊。令狐德棻由于有渊博的史学知识和熟练的写作能力,颇得李渊赏识,被任命为大丞相府记室(丞相府秘书)。次年(618),李渊称帝,建立了唐朝,年号武德,这年,令狐德棻出任起居舍人,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武德五年(622),升迁为秘书丞。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典籍,从此,开始了他研究史学、编辑典籍的生涯。

    自隋末各地农民起义以来,文化典籍在战火中散失很多,令狐德棻十分忧虑,因此,他认为抢救文籍是极为迫切的事,便上书唐高祖李渊,建议用重金购买民间收藏的典籍,并建议设立机构,组织人员进行续写和补录。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确立了设馆修史的制度。此后,经过数年的努力,他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

    令狐德棻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完全了解隋朝灭亡的原因。因此,他感到编撰前朝史,以帮助唐朝吸取历史上得失兴衰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他就向唐高祖建议,撰写或重修前朝史。他在上奏的建议书上写到:自南朝宋代以来,好几个皇朝都没有正史。梁、陈、齐各代,虽然有许多文化典籍可寻,可是到了周、隋,由于天灾人祸,大都散佚。现在需要趁着那些参加过这些历史活动的人尚在,赶紧编撰前朝历史,否则,若干年后,人亡事久,编史就失去凭借了(《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唐高祖很重视令狐德棻的这个意见,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武德五年颁布了诏书,分别任命了十七人负责编写前朝的六代史书,包括北魏史、北周史隋史、梁史、北齐史、陈史。其中周史、由侍中陈述达、秘书承令狐德棻、太史令庚俭编撰。但由于唐朝开国才五年,全国政局尚未稳定,编撰六代史的计划“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十分重视以史为鉴,对编辑前朝六代史表示极大赞许。他说:这件事是“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的善事。他认为北魏史已有人撰写过,内容也比较详尽,不必重修,其他五代史继续撰写。其中《周书》由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撰的改为秘书郎岑文本、典中侍御史崔仁师。此外,令狐德棻还担当了统一协调五代史撰写工作的重任。他们经过七年辛勤耕耘,到贞观十年(636),圆满地完成了诸史的编撰工作。在这次编撰史书中,令狐德棻工作成绩卓著,因此,受到了唐太宗的奖赏。

    《周书》主要记载了东西魏分裂(534),经北周取代西魏(557),至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取代北周为止的四十八年的史事。西魏、北周封建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甘和四川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和河南西部。《周书》中编撰了“本记”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

    令狐德棻在主编这部<周书》中,特别注重史料的丰富、翔实。他除了吸取西魏史官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写的《周纪》十八篇外,还刊用了唐初搜集的资料,如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西魏、北周时期的农民起义等,而且把这许多史料都详加考证,以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令狐德棻在记述西魏、北周史事的同时,还注意到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全貌。由于负责统一协调《五代史》的编辑工作,将与北周有关联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都作了记载,不仅使读者可以了解那个历史阶段的整个政治面貌,还可以了解当时全国南北历史的发展大势。

    令狐德棻在研究史料时发现姚思廉撰写的《梁书》,未为创业者萧察及其他二十七个人物立传,就为萧察等人立了传,补充了《梁书》的不足。《周书》的列传部分,还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为历史学家所称赞。

    令狐德棻自幼喜欢文学,对班固的<汉书》曾反复学习,因而《周书》的列传,文笔简洁,语言生动。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特别赞赏,他说:“《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之功也。”

    令狐德棻不仅主编了《周书》,此外,他还参与编撰了七部史书。其中<艺文类聚》是一部百科资料性的著作。这是武德五年,唐高祖李渊为了显示新王朝的开元盛况,命令狐德棻与陈叔达、欧阳询等十余人合编的。在编撰期间,令狐德棻非常重视史料的翔实可靠,他和欧阳询等人一起,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翻阅了大量资料,仅引用唐以前的古籍就达一千四百三十种。经过三年努力,这部《艺文类聚》于武德七年九月十日编撰完成。《艺文类聚》是我国保存到现在的最古的类书之一。全书一百卷,分岁时、政治、产业等四十八部。每个题目,都是先列事实,再列诗文,将“事”与“文”合为一体。这在体例上是一个创新。书中记述了从汉至隋的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后人整理古籍,进行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令狐德棻在参与<五代史志》《太宗实录》《高宗实录》编撰工作之后,由于成绩卓著,曾受到奖励,并被授予崇贤馆学士。

    令狐德棻是一位政治上进步的学者,他富有远见,又有很好的组织才能,治学十分严谨。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届八旬的令狐德棻请求退休时,唐高宗为表彰他对编辑史书的重大贡献,特赠以“金紫光禄大夫”的荣誉称号。

      刚直清廉的王国

    王国,字伯正,明代耀州牛村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右都御史。为人刚直,对上直谏;视察官吏,不徇私情;弹劾奸佞,举荐贤良;外出巡抚,体恤百姓,赈济灾民,平息骚乱。后为奸人所忌,乞归林下,终老于家。

    王国任御史不久,吏部尚书就分派他下基层巡视检查工作。他视察京畿屯田问题时,一丝不苟不徇私情。当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土地空前集中。仅皇室庄田就达两万一千多顷,国公王爷更是肆无忌惮,十分之七的土地都是王公占田,广大劳动人民沦为佃农、雇工或奴仆。王公、贵戚向佃家收取高额银租和转嫁各种差役、赋税和高利盘剥。王国倾听百姓的呼声,清查出成国公朱允桢一伙所侵占农民土地达九千六百余顷,清退给农民耕种。打击了皇戚国亲肆意侵田霸产及腐败的恶风,暂缓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普通百姓的称赞。

    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病危,推荐座主潘晟进入内阁主事,神宗皇帝已经允从。这个潘晟为人贪狠。王国会同敢于陈责四大时弊的同僚御史魏允贞及雷士桢、给事中王继光、孙炜、牛惟炳、张鼎思等联合抗言,认为让潘晟这样的人人阁绝不可行。王国向皇帝进言:“如要潘晟入阁,将损伤忠臣们的心,毁皇帝的名声。而潘晟在宰相病危之时,挤入内阁用心不正,包藏了一颗祸种,增加了一个大蛀虫,亦会激起民众的反心。”在王国等的力阻下,潘晟入阁未成,终于由皇帝收回成命。

    王国又对太监冯保的罪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冯保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有名的宦官,他又是提督东厂(皇宫的特务机构),多年来专横跋扈,阴险狡诈一心毒手狠,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过许多忠臣良将。朝野对其恨之入骨。但是由于他身处皇帝身边,曾一度得到宰相张居正的信任,坏事作尽,议论哗然。这时挺身而出上书揭发冯保罪状的首推御史王国和李植。

    王国罗列宦官冯保条条罪状。说:“宰相张居正死后,冯保让下官徐爵索取了张居正宰相家中的七部名琴,九颗夜光珠宝、珠帘五幅,黄金三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等。张居正的儿子简修怀抱着这些东西送到冯保的府邸。冯保扬言是皇上要的,向皇帝谎称是张居正的不正当资财,妄假皇上之名而取之,实为诬污圣德,罪不可赦……。”同时揭发工部尚书曾省吾、王篆等人结党营私,官内外配合,狼狈为奸。王国从外地视察回京后同李植先后上疏。奏明皇上,神宗朱翊均有所察觉,采纳了王国、李植上疏纳言。冯保的同伙曾省吾、王篆自缢,冯保下狱治罪。

    除掉了冯保,人心大快,李植迁升,王国因此而名显朝野,不久王国出任江南南畿学政,又为御史,在朝中言政很有影响。

  王图血斗阉党

   王图,字刻子,明代耀州牛村人,明万历丙子(1576)解元,丙戌(1586年)进士。官南京翰林院事,礼部尚书,初赠太子太保,谥肃文公。

   为什么王图当宰相不能进,屡遭奸臣弹劾和栽赃陷害呢?真相原来如此。话说东林(党)同阉党之间激烈尖锐斗争了几十年,历数代皇帝,有不少东林仁人志士陷害被杀。在这血迹斑斑的残酷斗争中,东林人士议讽者多,但出面针锋相对者少,敢于血刃相见者要数李三才及王国、王图兄弟等众多刚直不阿的京官了。

    明代宦官专权,阉党最阴狠、凶残的代表人物要数宦官魏忠贤了。王国、王图及李三才等多次上疏奏章历数魏忠贤等的罪状,但是,皇帝被魏忠贤等奸臣们把持,忠臣们难以近身,魏忠贤又专横朝政欺骗皇上,真象难于大白。

    王图等历数魏忠贤六大罪状:魏忠贤本是河北一二流子、恶少,因赌输逃外,自己阉割了生殖器混入宫中当太监;因和皇奶奶客氏拉上了关系,这个目不识丁的家伙,当上秉笔太监要职后,执掌东厂(特务机关),罗列黑名单,侦探多如牛毛,肆意捕杀所编织的《点将录》、《为官图》等人士。网罗一些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大小爪牙,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插阉党,挟持朝政;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被捏造口供,狂施酷刑,血染京城;自称九千岁出行逞威,贼胆竞与孔子并尊;搜刮百姓财物,胆大与皇帝并列;年幼的熹宗皇帝被魏忠贤愚弄,成天嬉玩,王图等的奏疏搁置不理。

    王图等被迫归休,但把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传给儿子淑抃,终于到了崇祯登位后,淑抃具章上奏,皇帝朱由检才处理了阉党,魏忠贤落了个魂归凤阳守皇陵的下场。

少年兰泗

    兰泗,清耀州兰家堡(今属坡头镇)人。作战勇敢,有将才,授湖广兴国参将。康熙十二年(1673),升直隶三屯营副将。未及赴任,逢吴三桂叛乱,长沙失守,复调武昌作战。十三年(1674),泗领兵攻岳州,又讨黄金龙,全歼叛军,军威大振。十四年(1675),还任苏州协将,兼管通州协事。十八年(1679)升荆州左路总兵,平定思南、龙泉、遵义、绥阳、桐梓等地。以战功卓著,奉命镇守安龙,历时16年之久。年老辞归故里。

兰泗,少年丧父,母亲孀居,纺纱织布,给别人缝洗衣服,得些许收入,将儿子养大成人。兰泗十四、五岁时,身强力壮,饭量很大,也有力气,便和伙伴们在山中打柴,担到马额镇或耀州城去卖,以微簿的收入养活母亲,家里经常吃的是半汤半菜(野菜),母子俩生活艰辛。这样就迫使兰泗不得不想办法。年已十八岁的兰泗,慢慢地成熟起来。一天他的舅父来家看望姐姐,兰泗向舅父说出想法。舅父听了说:那好,我外甥身体强壮,力大过人,我这里有六钱银子,叫娃拿上,到陈炉山担卖瓷器。听人说,骡马驮每条牲口一两银子,驴是六钱,人担是四钱。他舅父回家(沟西元党)借了一斗荞麦,磨成面粉拿了过来,叫姐姐给塞些饼子。母亲就动起手来,母亲边摊,兰泅边吃,摊完啦母亲回过头一看,剩下一张了。母亲问饼子哩?兰泗把肚皮一拍说都在这里边哩,还有一张给娘留下。娘说:那你路上咋办呢?兰泗回答说:我一次吃饱能耐三天。母亲流着泪花笑着说:傻孩子,赶快准备起身吧。兰泗这才出去借了两条大绳,和一根镢把粗的槐树,叫隔壁的木匠大叔给他修理成一条大扁担,把绳一绑,告别母亲,便大踏步的上路了。到吃过早饭的时间,就一口气跑了一百里路。到了陈炉镇窑上。只见场地上人来人往,骡驮马载人

担真个不少。他就去找窑主人问:我要担一担得多银子,老板笑了笑说,人担钱不多。骡马每头一两银子,驴是六钱,人担是四钱银子,你自己下手给你绑,只要你能担动,捆绑多少都是四钱银子。兰泗听了暗自高兴,心里说,我至少拿你一头骡子的货。说罢便把四钱银子交给老板,就自己动手捆绑起来。他捆不了,叫了一个挑担的给他帮忙,又说:你尽量的给我往上架,越多越好,我能拿动。开始一头一个大老瓮,然后瓮中套小瓮,小瓮中套盆罐等,最后上面扣上一个大缸,缸下又装满瓷器,装好后他用两臂一称觉着不重,窑主老板一看笑着说:小伙子,你没来过吧,连轻重都不懂,你这一担可能一个骡子也驮不起,兰泗说:我试一下。把腰带紧了紧,把鞋带绑紧,腰一猫忽地担了起来,向老板招了手说,掌柜的我走了,老板吃了一惊,便拦住说,照你这一担我不倒灶了吗,兰泗说,我只剩下二钱银子做盘缠,都给你吧。就这样一口气从华原里担到耀县城中。一街两行人看了都吐舌头,这简直是个天神。走到一家瓷器店门口把担放下想休息一下再走。店主人出来把他拦住,说,卖吧?兰泗说,卖哩。店主人问:你要多线,兰泗也不懂,说,你给多线。店主人说,我店里有常规,原来人担的每一担一两银子,驴是一两五钱,骡马是三两,你担的和骡马差不多,就给你三两银子吧。兰泗一想,以六钱银子变成三两,这利润不小。便说,掌柜的,就按你说的三两,那得管我一顿饭,店主说:好,你把货给我拿到店里,兰泗把货拿到店里领了银子,店主把兰泗领到后边灶房给厨师说,给小伙搞些吃的。厨师一看兰泗是个下苦的,身强力壮,就端来一笼馍和一碟菜,一大碗红豆子小米稀饭。兰泗便蹴下来,一口气把一笼馍吃完了,说:师傅,没吃够,厨师又端来一笼馍,又吃完了。喝了一老碗稀饭说:“师傅,不吃啦,将就一下,谢谢师傅我走了。”出了店门一看街道上倒也热闹。各种京广杂货琳琅满目,各种卖小吃的吆喝着,街道上男男女女擦肩而过。兰泗也无心观看,便买了一斗米和几十斤麦面,再买了些菜,最后给他娘买了一件衣服,便兴高采烈的上西塬,赶天黑回到了兰家堡,老远就看见母亲站在村外的一个高土佥上向东眺望着,兰泗看见了便边跑边喊,“娘,我回家了。”母亲看见了儿拿着米还有许多东西,流着眼泪高兴地说:“泗儿,到底是长大了。”进了窑,母亲要给儿子煮米饭,儿子说:“娘,不必了,我在耀县城一家瓷器店里一下子就吃了三十多个大蒸馍。”母亲流着泪花笑了。从此兰泗每隔一两天上一次陈炉山,或两三天不等。有一回他担回来一担瓷器,村里几个长者对他说:“你不如把这一担货担到三原去卖,听人说,三原一头骡子的货可以卖到五两银子。虽然多跑一些路,可以多卖二两银子。”兰泗鞠躬连说谢谢。吃过早饭把货担上就朝三原走去。走到县北一个大村庄东刘村,是三原县有名的村子,有一千多户人家。其中做官做宦的大富户就有一百多家。有的田园百顷,有的行商家资万贯,有的文武科举做官为宦者也不少。兰泗走到一家大门口有意的休息下来。只见这门口一边一个大石狮子,张牙舞爪。红油漆大门。再看门楼高大,下面悬有当啷响亮的风铃,往里看,院中央是一个圆形的鱼池,周围栽着各种奇花异草。兰泗正看得出神,从里边走出一个约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上身穿一件兰花马褂,下套长衫,真个的标致风流。见了兰泗就问:“小伙子你看什么?”兰泗说:“我是卖瓷器的,在你门上休息一下,不妨事吧?”那主人说:“没关系!啊,担的货倒还不少,有千把斤吧。”兰泗说,“没有”,又说,“我看你门口这两个狮子很好看”。主人说,“你看上它了吧?”兰泗说,“不,不是!”主人又开玩笑的说,你如果能把这一对石狮子担起来,我把它送给你”。兰泗笑着说:“再好是你家的,我如何能要?如果说我把这狮子担起来你把我这担货处理了,我就很感激你了。”主人说:“好吧,你能担动狮子,我把你的货加倍付价。”兰泗答应后便将狮子挪到一块,绑在他扁担上,一猫一伸,站了起来,便向前走了几十步,轻轻把担放来说:“掌柜的,咋的相?”主人一看,大吃一惊;忙说:“小伙子真乃神力,能扛动大鼎。今算我输了,你把它担回来放到原处”。兰泗又担了回来,将狮子放好将绳解开,主人喊管家取了十两银子付给兰泗,兰泗接过银子说,咱这是开个玩笑,何必当真,便向主人退回五两银子说,“我卖的常规是五两,我只收五两”。主人一听说,“小伙子守信用,够义气,好!请你把货给我担进去”。又领兰泗去厨房吃顿饭,饭后兰泗告别主人便回了家。现在,他们母子已积存了二十几两银子再也不受穷了。

兰泗智勇报国

    康熙皇帝平定了吴三桂叛乱,而吴三桂遗留下来的残余散兵却在各处占山为王,骚扰百姓,在关中地区嵯峨山中就有二百多人,白天隐在山中,夜晚出来抢劫。关中一带尤其是泾阳、三原、耀州方园受扰非常严重,人民不得安生。因此各地都组织民间武装联防,华里坊坳也不例外,各村都招集青壮年小伙子请武教师进行训练。冯、兰两村就组织了四、五十人每日练功习武。兰泗这时二十岁出头,长得身强体壮,力能扛鼎。他虽然没念过书,但天赋聪明,不到一年就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八般兵器样样能来,对长矛和钵鞭尤为顺手。他们边务农边练武,边打柴边练功,稍有闲隙便担上一担瓷器去卖。有一次他和小伙子们在山中打柴,忽然从西边豹子沟窜出一只金钱豹,向埝下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扑去,兰泗在捡上发现大喊,有豹子,有豹子!那小孩回头一看大惊失措,就向人多处跑,豹子随后赶来,就在这千钓一发之际,兰泗搬起了约百十斤重的一块大石头,狠狠的向豹子砸去。只听得嗷的一声惨叫,豹子口吐鲜血,躺在地上四蹄一蹬,一动也不动了。打柴的小孩抱住兰泗吓得只是哭。兰泗将小孩宽慰了几句,给他把柴捆好,就随着大人一齐回村去了。这一消息传开后,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嵯峨山匪徒们的窝子里,他们怕兰泗纠集各村壮丁来剿灭他们;便逃到终南山中去了,地方上便保持了安宁。

    那时候,小丘镇一家造酒的作坊为了安全,托兰泗的舅舅给他找一个看护作坊的人。舅舅一想,我外甥在家一天打柴贩卖瓷器多苦呀,不如叫他去。于是便过沟先和姐姐说了此事,月工钱文银二十两,看护作坊再做一些苦活。姐姐同意了,便叫来兰泗说:“儿呀,你舅给你找了个事。她把弟弟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兰泗同意了。第二天舅舅便领了外甥到小丘那家酒作坊,给老板作了交代,兰泗便留下来在作坊干活。兰泗因身强力壮,饭量很大,老板给他供应三个人的伙食,但他还是吃不够,晚上睡不老    实,迷迷糊糊做梦,好像在吃酒糟。有一段时间老板每天老发现酒糟缺个坑,他疑惑有人偷,或者什么东西晚上来吃。这一晚上老板在暗处窥看,偶然听到有吃东西的音,老板闪出来一看是只黑虎,吓得失声喊了一声,老虎;老虎听见有人一惊,腾空而起,从兰泗的窗子飞了进去,兰泗听到喊声也惊醒了。老板又喊兰泗,窗里进来一只黑老虎,兰泗答道:“没有,你进来看看?”老板颤颤惊惊的进来四下一看,除兰泗外什么都没有,只见兰泗口边流有涎沫,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老板后来到元党村把此事告诉了兰泗的舅父。又说,看来你外甥可能是天空的黑虎星下凡该到出头的日子了吧。

    清建国初期,皇太极统一了蒙古全部。而蒙古西部的准葛尔首领葛尔丹不服,率部逃到新疆一带,行劫骚扰多年,到康熙帝时亲自率军征讨,致葛尔丹被困自杀,部队消灭大半,而葛尔丹的侄子策望阿拉布堤,收罗残余四、五万人窜入西藏,当时西藏武装组织涣散,多年没打过仗,使策望阿拉布堤占领了西藏,劫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囚禁在布达拉官。部下小喇嘛暗地跑到北京报告了康熙皇帝。康熙于约1720年命年羹尧动员河北、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等五省兵力约十万人前往征讨。年羹尧命陕西总兵刘成在渭北重镇庄里设点招兵。小丘那家酒作坊在庄里有销售店铺。老板知道此事后便告诉了兰泗的舅父说:“你外甥身强体壮,力量过人,又有奇相,何不叫他投军,将来可以建功立业,光大门户,”他舅父同意了,过沟来到兰家堡,先告知外甥经同意后再向姐姐讲说一些道理,兰泗的母亲说:“我只一个儿子,你姐夫死的早,我好不容易将他拉扯大,正担力了。我还靠他养活我哩。再说当兵是要打仗的,我很担心,不能让去”,舅舅给姐姐讲了很多道理,她总舍不得儿子去。后来又经过村中户族中几个老人解说,你儿有本事,万二八千人都打不过他,将来一定会给你争回一个大官来,那时你是多么光荣。你的生活有我们大家,况且州里、省上都有照顾。你一言,他一语把母亲说服了。娘对儿子说:“好,你去吧,娘不耽搁你的前程。”说罢,回过头来便哽咽着哭了起来。兰泗见娘如此,拉着娘手跪下说:“娘,你不愿意儿就不去了,我听娘的话。”母亲回过头来擦了眼泪笑着说:“我娃去,娘离儿时哪有不流泪的呢,你起来,收拾行李快跟你舅走吧”,在场的众人也都笑了。村里乡亲、户下族长备了两桌酒席,为兰泗饯行,酒饭过后,舅父和酒坊老板拿了行李,领了兰泗便到庄里报名,接见他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身体壮实的军官,据说是省上的总兵。他问了兰泗的身世籍贯年龄。并问道:你会不会武艺?兰泗答道:“十八般兵器都学过,就是不精。”又问:“你的特长是什么,你善用什么兵器。”兰泗答道,我的特长吃的多,力量大,用兵器最喜欢长矛和铁鞭。省总兵听了很高兴说:“那么你当着大家的面试一下吧。”兰泗在兵器架先取下一长矛就舞动起来,只见他上下翻飞,左护右挡前遮后拦,真乃雨点都不能入。演罢长矛,又取下一条铁鞭,兰泗用手称了称说,有些轻,随即就舞动起来,舞罢收了鞭,面不改色口不喘气。省总兵说:“你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兰泗答道:“我在家贩卖瓷器那一担货要比一个骡子驮的还要多,省总兵瞅了一下门口那一对石狮子向兰泗说,那两个东西你举的动吗?”兰泗说我先试一下。说罢出了门把狮子看了看心想,这和东刘村那狮子差不多。便把袖挽起,腰带勒紧,走上前把狮子挪到一块,先一只手抓住一个狮子,腰稍一猫,喊了一声,“哼……起!”两个狮子应声而起,并在门前转了三圈,后将狮子放回原处,一同前来投军的几十人和满街的观众拍手叫好!省总兵更为高兴拉着兰泗的手往厅堂走,吩咐书记员登记了他的名字,并叫灶房厨师整顿酒菜,“我今天要给壮士接风。“不一会酒席摆好,省总兵邀请兰泗和他的舅父、酒坊老板同时入座。兰泗不爱喝酒,只拣大块肉大馒头狼吞虎咽的吃着,并说,总爷,叫人多给我拿些馒头来。不一会儿,手下人端来了两格笼的馒头,他连菜都不吃,两口一个蒸馍,周围的人看的都瞪起眼来,他舅说,外甥,这里有总爷,你这看起来不太庄重。省总兵说,没关系,壮士你吃,这种人我高兴。饭罢省总兵拍着兰泗的肩膀说:“这下可对啦!你日食斗粟,能扛鼎,真的招来一个征西的先行官。再加强训练管能斩将夺关。”后来又招了一个时期兵,便把所招的和兰泗送到西安。特意把兰泗介绍给年羹尧,年羹尧便对兰泗重视起来。自古以来有这样一句话,良马到处有,伯乐难寻。这次省总兵的慧眼总算认识了一个英雄。

石和尚修香山

    在三峰突兀,沟壑深邃,壁立如削的耀州香山,那些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殿宇与阁楼昔日是怎样修建起来的?相传有个石和尚功不可没。

    石和尚法号宗亮,曾官武职,后出家南五台山。清光绪八年来到耀州香山朝拜菩萨,见这里洞天福地而无楼殿以壮观瞻,无舍宇以憩僧侣,遂发愿建香山供养十方僧众。当时的耀州州牧郑思敬谕知石宗亮为香山寺主持。此后,他云游于江、浙、湖、广,进行辛苦的募化工作。不几年,募化到银款二十余万两。回到香山后,招工人,邀名匠,苦心经营十五载,于光绪二十七年修建起楼、殿、亭、阁九十余间,但香山工程十分浩大,石和尚募化的巨资用完了,计划内的山脚下苍龙岭上的永善堂却没资金修建了。愁得他闷闷不乐,吃饭不香,觉睡不着。这时,香山菩萨给他托了个梦,命他到泾阳安吴寡妇家去化缘,定能募化到巨金。

安吴寡妇娘家在三原孟店,她16岁上嫁到泾阳安吴堡,与在重病中的吴家独子结婚冲喜。十天后夫死,她从此守寡终生,受到时人的敬重。她的公公吴尉文曾在鄂、晋做过大官,后经管着盐务大权,依靠官势,每年都有巨额收入,当时他家在甘、川、苏等外省有大商号,在关中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县有粮店、油坊、酒厂、京货铺等;土地连片,骡马成群更不用说。公公死后,吴家的万贯家产都由她做主。由于她善于用人,又精于理财,这丰厚的家业竟也被她料理的井井有条。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她就曾给捐助了一万五千两金银,供其生活,因而被封为护国夫人,经营着西北盐务。

再说石和尚来到泾阳安吴寡妇家门口,他在门楼下盘膝静坐,双手合十,只等安吴寡妇出来商谈化银之事,可深居简出的安吴寡妇,哪肯轻易出门。丫环今天给他端来了饭菜不吃,佣人明天给他拿来了米面不要。人们问他要啥?他说:“我不化米,不化面,只要和你家主人见一面”。他就这样在门口坐了七天七夜,饥了将带的炒面吃上几口,遗址耐心地等待着,丫环将此事向安吴寡妇一说,她被感动了,遂将石和尚请入厅堂,石和尚将自己此行的目的说了一遍,安吴寡妇道:“香山菩萨舍身救父成正果的故事我早有耳闻,她的孝行感天动地,令人钦佩。你今大修香山,功德无量,我岂能袖手旁观!”随即,她命长工用骡子驮了几驮银子,跟上石和尚送上香山。

    石和尚得到了安吴寡妇捐献的银两,精神为之大振,重新展开了香山苍龙岭永善堂的艰巨工程。不几年,修建竣工。说起这个永善堂,那真是宏伟壮观。其中庙宇厅堂,钟楼殿阁,东弯西折,七十二道门,占地约五亩;人入其内,如进迷宫。加之那油漆彩绘的栋梁,丰富多彩的壁画,挺立的大红柱子,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竣工后的会期,石和尚邀请安吴寡妇上山观光,她坐着轿子,带上一帮丫环婆子,参观了菩萨的开光庆典,并赏了一对九莲灯,对宏丽的新建永善堂等工程十分满意。

    从此,石和尚修香山的故事,流传民间,载于史册。据说,这个石和尚就是当年太平天国的首领翼王石达开。他率领大军在四川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后,突出重围,准备东山再起。后见大势已去,便埋名出家当了和尚。不久跋山涉水,辗转来到耀州香山寺,当了主持,艰苦经营修建,终其一生,成了有名的高僧。

香山菩萨的传说

    柳林镇姚峪村,有座三峰突兀、松柏苍翠的雄伟大山,北宋雍熙年间,山上修建有胜果院,供奉着千手千眼菩萨像,这就是名扬海内外的香山。香山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与十月十五有两次庙会。每逢会期,省内外的香客不辞辛劳,云集香山,对香山菩萨进行盛大的纪念活动。香山菩萨为何塑有千手千眼,人民又为何对她那么崇拜呢?民间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据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小国的帝王叫妙庄王,年近花甲,膝下只有三个公主,视若掌上明珠。他为大公主妙金和二公主妙银都招了驸马,待三公主妙善长大成人,又为她招驸马,但妙善公主不愿享受荣华富贵,立志吃斋念佛,刻苦修行。妙庄王一再派人去劝说,她始终不改变主意,不招驸马。

妙庄王一气之下,便派人送给她三尺白绫,一把宝剑,硬逼她屈服。妙善公主见此情景,哭得死去活来,一时昏迷过去。说也奇怪,这时候,忽然有只老虎窜来,将她驮到四川灵泉山上。她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修建了一座白雀寺,刻苦修行。后来,便有五百个姑娘出家到白雀寺随她当了尼姑。

妙庄王打听到三公主在灵泉山白雀寺修行,便派人马前去劝她回宫,妙善公主仍旧志坚不移,妙庄王便下令叫火烧白雀寺,结果妙善公主被达摩祖师搭救出来,驾云到了耀州香山,可怜那五百尼姑全被烧死在白雀寺内。

白雀寺被火烧后,被烧死的五百尼姑冤魂不散,都去找妙庄王报仇。妙庄王被五百冤魂缠着不放,全身便生出了五百颗毒疮。太医百药无效,于是出榜文诏天下名医治疗。妙善公主在香山知道父王病症危急,就变化为医生,扯了榜文,去为父王诊治。她“四诊”之后说道:“万岁,恶疮是火烧白雀寺烧死的五百冤魂报复所致。要得治好,非得亲人的手和眼做药引,方可治愈!”

妙庄王听医生说要亲人的手眼治病,十分为难,无法可想,就劝妙金公主舍手眼,但说死说活她也不愿意。妙庄王又向妙银公主去讨手眼,讲了好多条件她理也不理。后来有人提议叫他到香山去向妙善公主要手眼,他便派了一名大臣前去试探。大臣捧着金刀玉盘上了香山,对妙善公主说明来意,她为了使父王身体健康,管好国家大事,便毫不迟疑地提起金刀,砍了自己一只手,又剜了一只眼珠。大臣捧盘端到朝廷,遵照医生吩咐,用妙善公主的断手在妙庄王恶疮上抹了一遍,又用眼珠滚了一遍,一时三刻,恶疮全部结痂不久便全好了。

    妙庄王病体痊愈以后,深感三女妙善公主不记前仇,舍手跟搭救自己的孝心,便带领妃子大臣去到香山报恩。他们一行来到香山寺内,只见一尊女神端坐正殿,缺少了一只手和眼。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大臣连忙禀道:“万岁,这正是你的三女儿妙善公主,为你治病舍去手眼后,已经成了正果。”妙庄王一听恍然大悟,向妙善公主的像说道:“我的好女儿呀!你为父王舍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父王今天要封你个千手千眼活菩萨。”说来奇怪,随着妙庄王的口封,妙善公主坐像上霎时长出了无数只手和眼。从此以后,香山的千手千眼菩萨名扬海内外,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她那舍己救父王的崇高品德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香山红叶的传说

    从前,在秀美的香山脚下常年住着父女俩人。父亲年近六旬,名叫于晴,女儿年方十八,名叫串红,父女俩相依为命。老人每天坚持上山采挖药材、摘采野生蘑菇等用来换点儿银两;女儿在家纺线织布。串红的手儿特别的巧,她织出的布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花,不细看还以为是刚从山上采回来的鲜花在布上了呢!一天,女儿高兴地对父亲说:“爹呀!听人家说香山顶上有五彩云朵,女儿我想上去看看,回来把它织在布上。”

    第二天一大早,于晴老人便带上串红上了香山。一路上,串红象放出的小鹿儿,东边采花,西边挖草,甭提有多高兴啦!当他们爬到香山半山腰时,女儿渴得难受,老人说:“忍耐会儿,等到了山项,我去阴坡挖些苦露儿,给你解渴。”女儿说:“好吧,咱们快上吧。”

    香山草茂林密,山陡路险,人烟稀少。山中常有一条大青蛇盘踞在一条小沟畔,日久天常,餐风饮露,又偷吃了千年古灵芝,居然变幻成人形,常在山上胡作非为。

    这天,大蛇正盘在石上晒鳞甲,突然看见一个仙女样的姑娘天真地跑上跑下采花,顿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又看到经常上山采药的那个老头紧跟在后面。它想起上次差点没叫老头把自己抓住,幸亏跑得快,才只掉了一寸尾巴!现在有心变幻人形出来,又怕被老头识破。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听到姑娘叫口渴,于是它从头上摘下几个红珠向空中一抛,变成了一嘟噜红山杏,白里透红,像一汪水似的。那个时候的香山还没有一片红叶,可  漫山遍野长满了山杏树。春天,杏花盛开,雪白一片,似“西山晴雪”。夏天,山杏挂满枝头,果实累累,芳香百里。这时已近秋天,山杏早熟过了,可怎么又长一嘟噜红杏呀?串红又惊又喜,急忙喊:“爹爹,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嘟噜晚熟的杏儿。”于晴老人忙奔过来仔细地看了看,也觉得奇怪。他摘下一颗放在鼻子边闻了一闻,还真是一嘟噜晚杏哩!就又摘了几颗,看女儿实在是渴得那样厉害,就说:“给,你吃了就不渴了。”串红接过杏放到嘴里,于晴坐在一块大石上用火镰打着火吸起烟来。串红刚吃完一颗杏,于晴吸的烟一喷出,杏树枝上的杏儿突然“吧嗒、吧嗒”全掉了下来,再一看全变成了一个个蛇蛋。这下可把串红吓坏了!她惊叫着:“爹!快看!杏儿变成蛇蛋了!”于晴老人一见,大惊失色地说:“不好!中了邪啦!快走!”可是,这时串红脸儿通红,嘴唇象抹了胭脂。老人知道女儿是中了毒,他急坏了大声喊:“女儿,女儿,醒一醒呀!我的女儿!”可串红却始终紧闭着眼,脸逐渐由红变紫了。老人把女儿平放在路旁的一块大石上,为了避免虫子咬女儿,他取出女儿给他绣的烟荷包,把烟叶儿揉成未儿,围着串红撒了一圈后,就急急忙忙下山找泉水和解毒药去了。

    再说那条大蛇从躲的石头后边出来_看,姑娘倒在路边,甭提多高兴了。它急急忙忙扑过去,可是一股烟味呛得它差点儿没断气。它围着姑娘转了好几圈不敢接近半步,不由得对老头儿怀恨在心。于是大蛇赶上前去,变成一座庙亭,它自己变成观音菩萨。老人走着走着一座小庙堵在眼前,他不由心里一惊,怎么过去上山采药没发现这里还有座小庙?他由于救女儿心急也是乱求医,进了庙门赶忙跪下磕头:“救命的观音菩萨在上,我于晴今儿不知冒犯了哪路神仙,叫女儿遭了难,望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女儿一命,我老头儿从今以后年年给您烧香,月月上供,天天磕头。”大蛇听着老人的话暗暗发笑。这时一股呛人的烟味儿扑来,它不禁从菩萨嘴里吐出了“蛇信子”来。老人一见吓得爬起就跑。谁知大蛇已把门坎变成山洞,老人刚一迈腿就跌下了万丈山崖。

    这时,天空中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过,山顶有九朵祥云飘来,五彩缤纷,缓缓降下,一群仙女簇拥着一位仙姑,来到串红躺着的石头旁。她们把仙露洒在串红的脸上,不一会儿串红就坐了起来。她好像在梦中,看见这么多姐妹围着自己,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替自己擦去头上的汗。

    她忽然想起了父亲,她向山谷里大声地喊:“爹爹!”山谷里同时也响起了!“爹爹——”的回声!正在此时,两位仙姑持剑押着一条大蛇走来说:“回禀观音菩萨,这个畜牲竟敢冒充菩萨您,并害死了于晴老人,请菩萨发落!”只见那仙姑用手一指,一声霹雳,大蛇被劈开一条裂缝,应声向东倒去,化作一条小山卧在香山下。

    串红慢慢醒来后,看不到爹爹,她好伤心啊!她边跑边哭。她跑了一沟又一沟,走过一山又一山,嘴里吐出了血;眼泪流干了,化作颗颗红珠,撒落在山坡上。

    从此以后,串红哭过的地方,长出一排排的树木。一到秋天,漫山遍野全是红叶。原来的杏树因被大蛇弄坏了名声,一株株隐去了,红叶便一株株长出来了,那鲜红的叶片是串红一口口鲜血染成的。

    每逢秋高气爽的时节,人们望着香山一片一片的红叶,婀娜多姿的树木,就像见到了美丽的串红姑娘,又来到了山坡上采花那样高兴。

宋巡按引燕骂知州

明末清初,耀州流传着二句民谣:“辛剥皮,王扬鞭,宋家门口晒暖暖”。这辛、王两户豪门暂不提,单表宋家一事。

明朝天启年间,陕、甘两省发生了蝗旱灾害,加上熹宗皇帝昏庸无能,政治败坏,朝廷官员奢侈腐化,三饷(剿饷、练饷、粮饷)苛重;成千上万的灾民流落街头,啼饥号寒!时任四川巡抚的耀州人宋师襄,因弹劾太监魏忠贤的乱政,得罪了朝廷,被贬职回乡。

宋巡抚在家乡看到人民生活的悲惨情景,再次上书朝廷(这时,熹宗已死,其弟崇祯继位)请求“减去耀州粮饷,救济灾民”,得到崇祯皇帝的应允。但耀州的知州总是推诿,迟迟不肯照办。

但他上书减粮之事,很快传遍了耀州东西两塬。天天有城周围的百姓,携儿抱女跑进耀州城,跪在城内西大巷宋家大门口,请求宋大人为民解难。

宋师襄看到这些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心如刀割,眼含热泪地连连安慰众人说;“有我宋师襄在,减粮救灾,决落不了空,请大家在忍一时吧!”

众人陆续走后,宋师襄苦思冥想,决定亲自和欺上瞒下的耀州父母官面谈。

    第二天清早,宋巡按命家人备了一桌酒席,请知州到他家饮酒。饮酒中间,宋巡按正要提减粮救灾之事,梁上垒窝的燕子这时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弄得灰土撒落在酒桌上,宋巡按见此情景,灵机一动,顺手举起拐杖,指着梁上的燕子怒斥道:“这小鸟儿,真是有眼无珠,不识时务。我费神办了一桌酒席,特请知州大人饮酒,你却跑来捣乱,当心我端了你的窝。”知州一听宋师襄话中有话,立时面红耳赤,浑身打颤,慌忙站起来,向宋巡按一边斟酒,一边道歉说:“宋大人,您老放心!耀州减粮救灾一事,卑职从速办理,决不拖延。”

    果然,知州回府后,当天使出了告示:“减去耀州粮饷,拨粮赈济灾民”。这就是本文前边提说的“宋家门口晒暖暖”的谚语。三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在间。

散财浪子张兴旺

    同治年间,耀州城内北街仁义巷(今解放巷)有家地主,人称“张三缸”。据说张三缸原来是一位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平头百姓,只因发了一笔横财——三老瓮银子,突然一夜间暴富起来。有了这笔钱,他便大兴土木,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在仁义巷盖了一座七进的庄子,前院后庭,青砖蓝瓦,雕门镂棂,好不气派。他本人出入,前呼后拥,携朋带友,把个耀州城踏得天摇地动。当时有人给城内内有名的财东编了个顺口溜:“南雷家,北张家,长巷子,老段家。”其中北张家,指的就是“张三缸”。这声名不胫而走,竞使人忘掉了这位财东的真实名字。

    俗话说,“穷人多娃娃,富家多骡马。”发了财的张三缸虽然妻妾成群,可就是香火不盛,一直娶到第六房姨太太,才生下个焉不溜秋的宝贝儿子张兴旺。

    这棵三十亩地里独苗一落地,便泡在了糖水里。自小I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日提个鸟笼,混迹在一帮纨绔子弟中。长到十七、八岁,竞也干起了寻花问柳、偷鸡摸狗的事来。年近花甲的张三缸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暗想,儿子这般不成器,自己百年后,这万贯家产还不知要落在谁的手里,为此整日愁眉不展。身旁有位高人献上一计,张三缸想了想,觉得有理,便将房内能抬出去的家俱尽数撤去,叫匠人在房中做了一套又一套大家俱,做成的家俱都比房门大,是无论如何也抬不出去的。又在街门进口处横筑一座照壁。院中的家俱要抬出街门,非得拆掉照壁,照壁内是一层一层的元宝,这点只有张三缸和匠工知道。

    做完这事后,不几年张三缸放心地一命归天了。

    再说张兴旺,自老父死后,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喝得醉熏熏的。他常去的那家饭馆掌柜也摸清了他的脾气。若是兴旺和他的那帮狐朋狗友来吃饭,必把他们安排在一张三条腿的饭桌上,这三条腿中还有一条腿短一二寸。兴旺也不计较这些,便毫不犹豫地从怀中摸出元宝支在这条腿下,吃喝完毕,扬长而去,从不理会支桌子那个元宝。有时候,酒酣耳热,叫花子前来讨要,兴旺总是拍拍前襟,醉眼朦胧地问:“你猜,这……有几个……对了送你。”站在兴旺后边的人早已和叫花子串通好了,伸指示数,就这样,每次兴旺怀中的银子全被叫花子拿走。这幕闹剧-次又一次的演出,兴旺倒得了个“送财童子”的雅号。

    几年下来,坐吃山空。兴旺手头也渐渐拮据起来,终于有一天,再也没有银子供这个囊子挥霍了。兴旺也自感羞愧,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整个七进庄子一次卖掉。临走,去神房中和先人坐像辞别,兴旺找了根绳子,套在先人像上,他回过头去,一下子将座像拉倒,口中还大喊道:“孩子不孝,无颜父子相见,我去了!”随着“轰”的一声,兴旺头也不回地迈出街门。新主人搬进房中,被那神房中的满地银锞子惊呆了,原来座像后紧挨着一道银子叠的墙。至于那座照壁,依然屹立了三、四年,直到民国时候,里边的银子才被发现。

    据说,兴旺出走后,穷死在药王山的庙台里,死的时候,眼睛还直勾勾的望着他家那个方向。

    兴旺死讯传到城里,那些熟悉他的老人们无不叹息:“好儿不在家当,好女不在陪房”。

杨宗保找刀

    耀州城北三华里有个泥阳堡。漆水河从堡子前边淙淙流过。这里有一个水潭,深不可测,河水传出一种悦耳的声响,宛似奏乐一般,人们遂将这种声响誉为“泥潭仙乐”。在这里流传着“碧波潭找刀”的神话故事。

据说北宋时期,杨宗保征北时来到耀州,不慎将一把刀丢失了。这把宝刀一下子钻到泥阳碧波潭内,到龙宫去了。杨宗保一再寻找,也没有下落。

    经过一段时间,这把宝刀变成了一条妖蛇,经常窜出来伤人。一时弄得路断人稀。又说泥阳堡有个农民叫张万祥,他有一个女儿美若仙女。有一天这姑娘来到碧波潭岸边洗衣裳。洗着洗着,忽然看见潭内波涛汹涌,浪花四溅,眨眼之间,从潭水中窜出一条妖蛇来,眼如铜铃,牙似铁钉,大张血口,向她扑过来。姑娘一急之下,随手提起正在洗的裤子,向那妖蛇摔去。说也奇怪,一霎时妖蛇不见了,只见河岸边掉下来一把宝刀,明光闪闪,真是世上罕见。姑娘拾起宝刀,随手用衣裳一包,匆匆回到家里去了。

杨宗保不忍心自己心爱的宝刀丢失,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在耀州到处打问自己丢失的宝刀,并且许愿要重金酬谢拾宝刀之人。恰在此时,泥阳张万祥的女儿拾到宝刀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他便连忙跑到泥阳堡,去向那姑娘追问宝刀。那姑娘笑说:“要刀不难,我确实拾到一把少见的宝刀,可你怎样酬谢我呢?”杨宗保一见姑娘长得人才出众,便随口答应愿和她成亲。姑娘一见杨宗保少年英俊,威风凛凛,也就羞答答地同意了,便很快将刀取出来交给了杨宗保。

    可是杨宗保在得刀之后,一想到姑娘乃是农村人家,又土又俗,于是依仗权势,反口不认了。姑娘和他辩理,他恼羞成怒,随手抡起那把刚找来的宝刀向姑娘砍去。这一砍之下,那姑娘忽地腾空飞起,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伤着。那把宝刀反而又变成一条妖蛇,从杨宗保手中窜起来,把他美美咬了一口,不知去向了。杨宗保伤势严重,害了场大病,多亏名医治疗,才保住了性命。

张果佬的金碾子

    在照金镇西北三公里处,有一座海拔六百米,绵延两千米的山岩,人们把它叫张果佬岩,提起此岩,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相传,张果佬岩里有一盘金碾子,每当深夜五更以后,人们就听见岩里传出金碾子的咯吱咯吱声,这碾米声几辈子人都听见过,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进去看看!

有一天,村里有个穷妇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她一早就端上升子去借米,可借遍了全村也没有借下一把米。回家路上她想:一村人都能听见张果佬岩金碾子的碾米声,可就是我一个人听不见,我今天要到岩跟前好好听一听,要是真的碾米了就借他一点充个饥。

想到这里,穷妇人就折转向张果佬岩走去,她越走越气喘,离张果佬岩越近,腿越沉得厉害,等她走到张果佬岩跟前,天已经黑了。穷妇人想:这时候人家一定把碾子卸了,我先等一夜,明日五更听见套上碾子,再叫门进去借米。

第二天五更到了,穷妇人还是没听见碾米声,五更快完了,还是听不见。她耐不住饥肠辘辘,就一连叫了三声,第三声刚过,门就开了,只见一头金毛驴套在一盘金碾子上,碾下来的全是金米粒。穷妇人把升子伸向碾米人,并说明自己家里已揭不开锅了,求借一升米。碾米人接过穷妇人的升子,在金碾子上给装了一升子金米粒。并要过穷妇人的头巾来盖在升子上说:“在路上不要揭开看,端回家再看。”

穷妇人接过升子一看,木升子变成了金升子,连布头巾也变成了金的。

在回家的路上,穷妇人走累了,坐在路上歇息。心想:金升子和金米粒还没有好好看看哩!想着、想着,她就耐不住了。揭开了金头巾,哎呀!金米粒一下变成了废米,金升子也变成了原来的木升子。只剩下头巾还是金子的。她后悔不该揭开来看,但已经迟了。

    至今,张果佬岩,每当雨过天晴,那褐灰色的岩壁还清晰地出现张果佬倒骑驴和碾米那神奇而美丽的影子。

五豆、腊八的故事

    相传在照金的一个很小的山村里,很早、很早以前住着户人家。老汉生性勤快,成天没黑没明地忙地里的活儿,一年到头囤里粮食满的向外溢,常年鲜菜水果不断,老婆刚强能干,省吃俭用,缝缝补补一年又一年。他家养着满院的鸡、猪活蹦乱跳,除过自家吃,还隔三差五地上市场换些零钱,一家人的小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老俩口在四十岁时得了贵子,高兴得把儿子看如掌上明珠,放在手上怕飞了,含在口里怕化了。看娃娃细皮嫩肉的,家里、家外的啥活也不让干,生怕他吃了亏。一晃,儿子便长到了十九岁,高头大膀,就是轻的不拿,重的不逮,游手好闲,被惯得不像个样子。娶来的媳妇也一样是个好吃懒做的货色,什么新的、鲜的衣服让她穿了个遍。媳妇过门不几天,家里原来的小银行就露了底。小俩口真是个穿衣服的架子、吃饭的囊子,把老俩口气得怄成了病,一命归阴。二老走了后,家里便成了没婆收没爷管的烂摊子,尽小俩口性子乱逞,那个家没几年就踢腾的一干二净了。

日月如流水。地里的庄稼能放羊,麦囤早就见了底,鸡呀猪呀死得死、病得病,一个也没有剩下。小俩口宁可除了上顿没下顿,缺衣短粮,在家里干受饿挨冻,就是不知道下地里去干活。

一进入腊月,一场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两口子饿得发慌,冻得发抖,两眼哭得泪汪汪,就是无食下肚,没个办法,他们就在粮囤周围东瞧西看,忽然从砖缝的老鼠洞里扒出了几粒豆子。他们心里一喜,在这个缝缝,那个窟窿三扒两掏,刚好扒出一碗各样豆子。腊月初五这天,他们将黄豆、碗豆、绿豆、黑老鸦玲、小豆冲洗了半碗,放在锅里水中煮沸,再揪了一把干菜叶,小俩口一人端了一碗吃了个香。热汤下肚,浑身暖和,才想起爹娘临终前的遗言:“娃呀,我把你惯坏了,你要记住庄稼人能吃苦才能有饭吃。”一碗豆子饭可叫小俩口灵醒了,认为父母显灵验,五谷豆救命恩如天,悔不该懒惰受牺惶,于是,小俩口思前想后有了主张。

人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打五豆过后,小俩口狠下心,忍一忍,半碗豆子留作籽种,屋里的菜叶,将就将就,吃了一冬。年过罢,收拾好农具,决心大干一场。于是开春后,他们天麻麻亮就起床下地,太阳压了山还不回家,庄稼也随人愿,长得齐茬茬的。

    到了第二年腊月初五,小俩口为了纪念父母的教诲,他们做了顿五豆饭。到了腊月初八,他们又把自己打的麦子磨成面,擀薄切窄,浇上葱花哨子,美美的吃了顿哨子面。他们以自己为训教育儿女,每年腊月初五、初八都要纪念一番。

就这样,一代一代,沿袭到今天,形成了过五豆、腊八的传统。

凤凰山传说

    在小丘镇(原白瓜乡)与淳化县的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凤凰山,说起凤凰山,还有一段既动人又美丽的传说呢!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名叫凤翼山的山脚下面,常年住着兄妹两人,哥哥叫季生,妹妹名叫秋云。父母亲临死时留给他们兄妹的只有三亩租田,一间破旧的草屋。兄妹俩起早贪黑地耕种着这三亩租田,总想多打点粮食。可是,谷子熟了财主就来收租子,交了租子,剩下的就不够吃,兄妹俩就只好糠菜为粮,苦挨苦熬的过着穷日子。

一年大年三十,是个风雪天,北风呼啸,白雪飘飘,有钱的财主人家,满桌摆着鸡鸭鱼肉。季生家呢,只剩下了一小盅米粒。秋云煮了一碗稀粥,给哥哥吃。季生说不饿,推给妹妹吃,两个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

“北风天哪,白雪天哪!好心的人可怜可怜我老太婆吧!”忽然在满天的风雪中飘下来一位老婆婆。她头发斑白,衣衫褴褛,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颠的边走边叫着。

老婆婆沙哑的声音,随着北风传进了破草屋。秋云听了说:“哥哥,你听多可怜啊!”季生说:“让她进屋来暖暖身子吧。”说着,急忙开门把老婆婆扶进破草屋,秋云替她掸了掸身上的雪花,季生端起那兄妹俩推让了半天的小米稀粥给她喝。

    老婆婆在他们家住了一夜。第二天,雪停了,天晴了,她起身告别。临走时拿出一幅白绫绸送给秋云说:“好姑娘,用你灵巧的手绣起来吧,幸福注定是给勤劳善良的人的。”秋云接过来一看,只见白绫绸上淡淡地描着一只凤凰。

    于是,秋云姑娘白天黑夜地绣着这幅白绫绸。她用红色的丝线绣凤身,用黑色的丝线绣凤眼,用金色的丝线绣凤翼,用五彩的丝线绣风尾。绣呀绣呀,绣花针刺破了她的手指,鲜血染在白绫绸上,她就在上面绣起了火红的太阳;下雨天,屋漏水滴在白绫绸上,她又在上面绣起朵朵云彩。从春绣到夏,整整地绣了一百天,秋云姑娘终于把凤凰绣好了。

    秋云绣好凤凰的那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半夜醒来屋子里一片金光闪闪,仔细一看,那凤凰从白绫绸上下来了。她轻轻地把哥哥叫醒,兄妹俩静静地看着,只见凤凰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子,又回到那幅白绫绸上去了,满屋子金光也随着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秋云扫地,在地上捡到一个凤凰蛋,金灿灿、沉甸甸的。她到城里珠宝店一问,果然是个金蛋。

俗话说好事传千里。季生家的事像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到了县官的耳朵里,县官心想:这图上的凤凰能下金蛋,真是一件天下没有的宝贝,我一定要把它弄到手!县官叫,人把季生传来说:“老爷抬举你,愿意出五百两纹银买你妹妹绣在白绫绸上的凤凰。”季生说:“那是我妹妹花了一百天时间才绣好的,钱再多我们也不卖。”县官听后,又气又急,脸一沉,把惊堂木一拍,大喝道:“这分明是皇上的宝物,你们穷人家哪能绣出这等宝图!”不由分说,就加了个“盗窃国宝”的罪名,把季生下在大牢里。一面又命衙役到季生家抢走了凤凰图。

    凤凰图一到手,县官真是得意极了。他把宝图挂在中堂,只等着天早点黑下来,凤凰好下金蛋给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果然,凤凰图射出了万道金光,照得满屋子金光闪亮,那凤凰真的从图中下来了。县官以为凤凰下来生金蛋,忙蹲下身子去看,哪知凤凰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没头没脑地乱啄,痛得他在地上乱滚乱叫,等县衙役们闻声赶来时,凤凰早就飞出窗外了。

    县官吃了大亏,心里很不痛快,满腹懊恼。抬头一看那幅白绫绸上,虽然不见了五彩金凤,却还留下了淡淡的影子。他想:“白绫绸还在,秋云既能绣出第一幅凤凰图,注定能绣出第二幅来。于是,他便让衙役们传来秋云姑娘,对她说:“秋云姑娘,如果你能在这白绫绸上再绣一幅凤凰图来,我便把你哥哥放出牢来,让你们兄妹回家。”秋云为了救哥哥,也就答应了。她从县官中堂拿回白绫绸,忍着恨,咬着牙,一针一针地没黑没明地绣了三个月,那绚丽奇目的凤凰图又绣好了。可是,她却留下了一对凤眼没有绣。秋云姑娘把图送给县官说:“先放了我哥哥,再绣凤眼。”

    县官让衙役放了季生,秋云见到哥哥,便一针绣成了双凤    眼。凤凰有了眼睛,展翅飞了下来,驮着他俩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凤翼山上,季生兄妹回到了家里,从此安居乐业,后来人们就把风翼山改叫凤凰山了。

将军山传说

    四座小山头,主峰高拔挺峻,气势雄伟,如屏障般耸立在孙原镇东端的将军山,把耀州区与富平县截然分开。将军山西北峰高坡陡,怪石嶙峋,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秦将王翦曾在这里屯兵、作战。

    相传将军山原名不叫将军山,而叫泰山。王翦将军屯兵泰山数年,他率领将士在山上训练、作战,顽强抗击近五百次来犯之敌,确保了泰山一带百姓安居乐业。王翦将军作战勇猛异常,爱兵如子,被泰山一带百姓广为传颂。

    一日,将军亲率三百余精兵抗击数十倍于自己的侵犯之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将军跃马临阵,冲锋在最前列,敌兵们看着马上的将军如天神下凡,个个吓坏了胆,纷纷落马,敌军主将这时也已惊惶失措,吓得心惊肉跳。

    虽然王翦将军率领的兵士勇猛无比,但敌兵确实太多了,敌兵不敢正面与将军拼杀,但他们从四面八方把王翦将军团团围住,日复一日,王将军和将士们断了粮食,没有外来援兵,原来的三百余将士仅剩不到100人,且将军在战斗中也身受重伤,筋疲力尽。坚持两个月后,王翦将军认为,再这样下去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保存力量,只好忍痛下令突围下山。

    军令下达后开始突围,王翦将军让将士们先突围,自己随两名卫兵断后,边行边战,边战边行,掩护众将士突围下山。

    众将士们在王将军和两名卫兵的顽强掩护之下终于突出重围,下到泰山之下的安全地方。可此时,山上只剩下身受重伤的将军一人了。

    王翦将军站在泰山上,双眼望着突围下山的将士,面带胜利的喜悦,他双手紧握宝剑,英姿飒爽的站立泰山上,一会儿将军不见了,而将军站立过的地方变成了由四座小山头组成的大山,人们都说这山是王翦将军变的,因而也就将泰山改叫成了将军山。

杨六郎屯兵宝鉴山

    在耀州城东五、六公里的孙原镇境内,有座平均海拔968.5米,主峰海拔1042米高度的大山。山顶微圆,气势高而不危,大而不昂,怪石林立,野草丛生,人称宝鉴山。

相传,北宋时期,耀州、同官是抵御北辽边塞的要道,北宋常派兵遣将驻守。北宋名将杨六郎就曾屯兵于此地,据守边关,时刻注视着辽军的一举一动。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杨六郎率部属百人上山狩猎,杨六郎不但是位带兵打仗的名将,而且也是北宋时期出了名的神射手,他百步穿杨,箭不虚射。每次狩猎满载而归。这天杨六郎和部属们又兴高采烈地带着猎物一路歌唱着往回返。当杨六郎他们下到半山腰时,坐骑突然抬头惊叫一声,六郎不慎将随身宝剑掉入山道旁一神井之中,一时神井里寒光闪烁,从此之后人们便将此山称之为宝剑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叫转了,宝剑山变成了宝鉴山。

现如今在杨六郎掉剑的神井旁,有一块将军石,据说是杨六郎掉剑后一时伤悲、惋惜靠过的石块。山中有磷,常在晚间发光,上了年岁的老人们讲,光是杨六郎的宝剑发的,坐在城东墙头上,夜晚常可发现一串串的火光,连接一起呈九莲灯状,光耀如昼,游移不定、时隐时现,是耀州的一景。故清代举人郭泌有诗为证:“山名宝鉴顶微圆,树色苍苍带朝烟,人著晴霞红一片,三农即此卜丰年。”

乔督学过目不忘

    明朝嘉靖年间,小丘镇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叫乔世宁。

    世宁自幼勤学,文思敏捷,记忆超群。相传乔世宁初任湖广督学时,适逢朝廷开科取士,世宁即为湖广乡试主考。举子们见新来的主考官相貌平平,又很年轻,还是北方人,便有不少人窃窃私语:“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人只会埋皇上。朝廷怎么派了个陕西佬来考咱们?”世宁听到后也不计较。到考试完毕后,举子们都滞留省城,翘首等待督学张榜。

    忽一日举子们得知督学大人要去城外湖中阅卷,都感到奇怪,便纷纷赶到湖边。只见湖中一小船,乔督学独坐船上,手执朱笔,阅完一份,随手往湖中一丢。阅了半天,也丢了半天,并不保留一份。数百份考卷竟被督学大人扔的一干二净。顿时岸上一片哗然。待乔世宁上岸后,大家一哄而上,围住督学,质问为何扔掉他们的考卷。乔世宁不慌不忙,微笑答日:“判卷之后,各位的学识优劣已在本督胸中。留着考卷,岂不累赘?待张榜之日,优胜劣汰,自知分晓。”说罢坐轿回府。

    好不容易等到张榜公布之日,举子们蜂涌前往。只见举人榜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许多名字。众人一个个踮足仰首,在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榜上有名者,大都出身贫寒,刻苦攻读,学识优异;榜上无名者,大多是那些达官显贵,乡绅富户的纨绔子弟们。这些公子哥们平时只知吃喝玩乐,根本不思学业,因而无一中举。此时,这伙人倚仗有钱有势,聚集在督学衙门外闹事。

    乔世宁早有所料,他面带笑容,稳步走出衙门,对围在门口的举子们双手一拱:“不知诸位学士集聚本衙有何见教?”那些纨绔弟子们齐声嚷嚷:“我们学业优异,但为何榜上无名?请督学大人把考卷拿出当面指教,也好让我们心悦诚服。”说完便以目相会,心中得意。看你乔世宁今天从哪里去拿考卷?乔世宁并不惊慌,微笑作答:“考卷已沉水中,不可复得,但各位欲知自己答卷优劣,世宁尽可一一告详,请逐个报名前来。”

    围在前面,叫嚷最凶,且自以为考得不错的一些人抢先走到乔世宁面前,先报姓名,后问考卷,听罢姓名,乔世宁随口一针见血地指出卷中张冠李戴、答非所问、白话连篇、洋相百出的地方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对号入座,一一评判。使那些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们一个个顿时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感到无地自容,偷偷溜走。围在后面的那些公子被乔世宁那神奇的记忆惊得目瞪口呆。本来还想借机向乔世宁发难,此时却唯恐大人揭出自己的老底,便再也一声不吭,赶忙溜之大吉。

    一旁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但好长时间却再没一个人让督学大人指教考卷的事。乔世宁见状,正欲起身告辞,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只见从最后边急急忙忙挤进一个人来,他边挤边喊“让开点,让开点。”走到乔世宁面前双手作揖行礼后,气喘吁吁地说:“学生姓马,名奔腾,不知考卷谬在何处,请督学大人指教。”

    乔世宁将此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后,突然朗声大笑道:“本次乡试应试者572人。姓马者仅28人,其中27人榜上有名,实乃良骥骏马。而独剩一马,缺少四蹄,本督请教左右,皆不知何物,看来阁下莫非正是那个无有四蹄,竞想奔腾的马学士?”这一问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顿使这位学士张口结舌,面如猪肝,恨不能钻入地下。原来,这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平时只知猜拳喝酒,游山玩水,作业全靠找人代劳,因而尽管读书数载却胸无点墨。平时写自己的名子,老记不住“焉”字下面的四个点。久而久之,也就干脆省略掉那四个点,这早被同学戏称作“没蹄马”。这次他硬着头皮考试,几乎交了白卷,只是名字写得比较清楚。由于他闹事晚来一步,不知深浅,同伙中有人想出他的丑,便悄悄哄他说人家把督学吓住了,督学拿不出考卷,只好答应改榜,你再迟去一步就吃大亏了,结果使他大出其丑。

    乔世宁此时起身告日:“诸位父老乡亲,诸位学士,实不相瞒,沉在湖中考卷,只是本次乡试的劣等答卷。那些上乘考卷,世宁早已存放衙中,并不曾运往湖中。世宁不才,但身为督学,当不辱使命,为朝廷选拔真才,不敢有丝毫马虎,还望诸位多多支持。”

    从此,乔督学过目不忘,记忆神奇的佳话传遍了江南,使江南学界无不刮目相看。

浊峪河

浊峪河是耀州区五条主要河流之一,位于坡头镇和小镇两镇之间,发源于小丘镇寺坡村的安沟,经小丘、关庄境内至坡头镇流入三原县境。此河原叫清水河,为什么后来人们把它叫浊峪河呢!这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呢。

古时候,在安沟村里常年住着一个孤儿叫文化,因文化家穷且在村子里没有其他亲人,所以常受财主的欺压,一个人生活得非常艰苦,吃了上顿思下顿。

    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文化一个人给财主锄地,累得满身汗水,口也很渴,他抬头望了望四周,日头还很高,这时回去喝水怕财主打骂,就又忍着继续向前锄着。

    忽然间一阵风从西边刮来,只见一位极标致的仙女从空中飘落下来,雪白的衣裙在文化眼前一晃就不见了,文化抬眼再向前看时,只见一棵挂满果实的苹果树像在给自己招手似的。文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苹果树下,他摘下了一颗苹果便吃,酸甜可口,他感觉味道好极了。

    回到家里文化又惊又喜,自己破旧的茅草房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少了一条腿的破桌上摆着四样香饽饽的饭菜,在锄地时他看到的那位仙女正在为他煮粥呢!

    文化这时真的怔住了,呆呆站在屋中,很久、很久,他才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话:“姑娘,你是谁呀?”

    仙女抬起头看看文化说:“咱俩不是见过面了吗?”然后她低下头,抿着嘴笑了。

此后,文化和姑娘便住在了一起,夫妻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

可好景不长,一个不幸的事情很快便降到了他们的头上。这天一大早夫妻俩一块儿到租田里种玉米,文化的上衣不小心在树枝上挂了一下,破了一大块,姑娘拿着文化的破衣服回家缝去了。可等文化种完那块地回到家时却不见姑娘的影子,当文化出门正要寻找妻子时,忽然一阵颤抖的歌声传进了他的耳里:

红红的霞清清的水,

姑娘的歌声把人迷。

财主心肠蛇样毒,

可怜姑娘泪滴滴。

随着歌声屋前的山坡上走来一位白发老人,身后背着一个竹背篓,手中拿着一把明亮的斧子。

    老人走到文化跟前说:“小伙子,你不必愁,你的妻子在前面坡下的石屋里,她正在受苦啊,我给你送来背篓和斧子你一定会用得着的,拿上快去救你妻子吧!”

    文化来到石屋前,石屋的门却紧关着,他怎样叫也没有人开。文化立刻用白发老人送的斧子向石屋的大门劈去,只听“哗啦”一声,劈开了一个大洞,文化走进石屋时,见妻子一身伤痕平躺在地上。文化将妻子抱放在背篓,又把斧子也放进背篓,背起来就往回跑。

半路上被财主发现了,财主便带着一伙坏家伙,拿着明晃晃的刀,吆喝着追赶上来。

文化紧跑慢跑到清水河边,爬上了很大的一棵桐花树,财主一伙也一个个地上了树。文化看着财主和他一伙坏家伙正在向他逼近,绝望的闭上了双眼。

这时,姑娘醒来了,她对文化说;“你两手可抓紧树枝啊!不要乱动。”姑娘拿起斧子,向树根劈去,财主和坏家伙们全都“噼里啪啦”地掉到了水里,文化却背着背篓安安全全地从半空落在河岸上。姑娘从背篓走出来,笑咪咪地和丈夫看着财主他们的在河中翻滚,不一会把清水河的水全弄浊了。

    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清水河那清清的流水了,就把清水河改叫浊峪河了。

铁牛滩的传说

耀州城东北角有一地名叫铁牛滩,围绕着这个名字,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很久以前,一个农夫夜晚在城外浇地,三更时,只觉得身乏眼困,直打瞌睡。迷糊中,好像看见一个人牵着头牛在河滩上游来转去。农夫感到奇怪:心想都啥时候了,还有人放牛。他开始以为是自己眼花走了神,忙用手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发现地和城依然转动着。是鬼?是神?吓得他“啊”地惊叫了一声。随着喊声一切都消失了,地也不动了,城也不转了,风平浪静,一切依然如故。

天明后,农夫发现城外东北角河滩上立着个铁牛,全湿漉漉,鼻孔好像还冒热气哩!他回家走到东门口,城门前立着个石人,右手拿着鞭子靠在胸前。他猛的一下明白了,这不就是昨晚牵牛的人吗?由于自己受惊失声,铁牛马上停了下来,州城也停止了转动,还没有恢复原位,形成了现在的稍偏东北方向。

    据传,耀州原有两头宝牛,一头铜牛、一头铁牛。铜牛不知为啥跑到铜川去了,铁牛则留在耀州河湾镇水,每天晚上,石人牵着铁牛要把州城拉着转三圈。天长地久,这件事被一个喇嘛知道了。逐起歹意,打破铁牛屁股,盗走了宝贝,铁牛再也跑不动了,人们就把铁牛站立的地方叫铁牛滩。 

崔仙洞的故事

从前,距州城北约三立的步寿原畔上,住着个姓崔的小伙。为人善良勤快,家境贫寒。二老早已下世,丢下他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庙门前的旗杆——光棍一条。他生着一副好身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为了生计,便拣起先人丢下的砍柴刀,打柴度日。

有一天,正当他在树上砍柴时,忽然一只白狐狸从树上慌忙逃命,一直恶狼从后面穷追不舍。眼看就要扑上,他看小狐狸就要被抓走,怪可怜的,于心不忍。正当恶狼正要穿过树下,他急忙将手中的砍刀向狼头上砸去。说是急,那是快,恶狼眼看要吃到嘴上的狐狸,冷不防半空飞来一把砍刀,正好砸到狼的头上。刹那间,一股殷红的血向外喷出,于是受伤的恶狼抛下狐狸,扭头狼狈而逃。

    月有阴睛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他一个人忙里忙外,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从无人照应。谁想到一天晚上睡下,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头晕脑胀,浑身发热发冷,没一丝劲儿,躺在床上思来想去,企望能有个人照管多好啊!就这样一个人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心想只有死路一条。到晚上正当他睡的迷迷糊糊,突然感到有人把药勺递到嘴边,一股热汤灌下肚里,霎时,浑身轻松了许多,醒来时,看到炕沿上药碗和身上盖着里外全新的棉被,但屋里却没个人影,如象做梦一般。可眼前药碗、新被子让人却难以相信。这是谁发了善心,暗中相助,莫非遇到了神仙。于是他心情好多了,身体也很快康复了,几天后就又上山打柴了。

    这天,他挑了一担柴,忽悠着赶回家门前,放下柴担,在推门时才发现门外锁子不见了,而里面的门却关着。他急忙用力猛掀大门,冷不防门一开,他便跌倒在地,适逢一位苗条秀丽的姑娘夺门而出,等他翻身去看,门外连个人影都没有了。他只好又回到屋里,一股香喷喷的饭菜扑鼻而来。他走进灶房揭开锅盖一看,饭菜热了一大碗,他二话没说,端起碗狼吞虎咽的吃了个一千二净。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他心想:“这位姑娘是谁家的女子。为啥这样关心自己,如若和她过一辈子,这该多好啊!”这天,他上山打好了柴,刚要回家,耳边却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这么早就想回家”。话音刚一落眼前就站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急忙解释说:“不是我偷懒,而是肚子饿了。”他刚说完,老汉便将两个蒸馍扔给他。老汉棍子一摆,一股白云腾空而起,随即半空中传来说话声:“小伙子听着,白云飘来时你再回家”。

    约过了半个时辰,天空中飘来一朵白云,他这时才收拾柴担朝家走去。一回家灶房里饭菜又热又香,当他吃饱后桌子上还剩下许多饭,他想把剩饭和菜折到一块盛在脸盆里,正要顺手将碗里的剩汤向外倒时,谁知面前突然站着个姑娘并说:“你这个败家子,这日子还过不过!”他急忙上前一步一把抱住了这位姑娘说:“你是谁家的女子,为啥要给我做饭还待我这么好!”姑娘含羞一笑,“你忘了吧!去年一只恶狼追得我跑不动时,多亏你一刀将狼打跑,救了我的命,我是来报答你救命之恩的。”他这时才想起了去年打狼救狐狸的事,没想到那一砍刀却换回了个媳妇,忙说:“我不管你是人是狐,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只是我家穷……恐怕将来委屈了你”。姑娘嫣然一笑说:“只要你不忘苦,辛勤劳动,好日子就在后头”。正说着门外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个奇怪的白胡子老头又出现在面前,高兴地说:“这个媒我作定了”。便当晚点香燃烛,拜天地入了洞房。

    两口子如鱼得水相依相伴,男耕女织,恩恩爱爱地过了一段幸福生活。谁知好景不常,小伙子懒毛病又犯了,地也不下了,柴也不卖了,成天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每日睡到日头照在屁股上还不起床。媳妇把饭做好端在面前,才勉强下地,就这样日子也逐渐败落下来。

    有一天,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媳妇把剩下的一把米下了锅,又让他把家里的羊卖了换些钱粮他都懒得去,媳妇左劝右劝好说瞎说他都听不进去,无奈两口吵了起来。他认为媳妇给他寻事胡闹,便一怒之下,一棍朝媳妇打去,媳妇应声倒下。一会儿,只见地上的媳妇变成了一只白狐狸,一蹦一窜跳出门去,穿林越崖,钻到一个岩洞里不久成了仙。

    后来人们把这个狐狸成仙的洞叫崔仙洞,这个地名一直沿袭到现在。时间一长,人们把崔仙叫转成崔兴了。

遇仙桥的传说

    药王山显化台通往戏楼的通元桥之东,有一座小石桥。桥高十余米,宽三米,这座桥属单拱型石桥。

    石桥两岸巨崖壁立,历代文人雅士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石刻墨迹。桥北岩石上楷书“龙盘”二字苍劲有力。一旁有胡星垣的题诗,诗曰:“五峰罗列势最雄,遇仙桥横显化东’往来应有蓬莱客。笑谈无非邂逅中。”跨过石桥,循桥南羊肠小道下到沟底,跨过谷底嶙峋卧石,见一卧石上刻“双勾卧石”字样。站在沟底仰观桥身,见石拱桥顶端镶刻隶书“遇仙桥”三字,显得古朴大方。穿洞而西,在西南岸石壁上,透过树荫隐约可辨的许多石刻题字中得知,此石桥原称“太玄桥”,后易名遇仙桥,其中必有一段离奇玄妙的传说。

    相传耀州河东堡雷明道有一年到京城(西安)串亲访友其间,一天漫步游到药王洞,忽有一老翁和他闲谈,得知他是耀州河东堡人氏,便言我有一事相求,烦你回家时给老汉捎封书信,送到你家附近的药王山下太玄桥,以石击桥,便会有人迎接。雷某言道:“这有何难”。心想为人捎书带信互通消息此乃善举,何乐而不为。老翁见状,便从衣内取出书信交付于他。雷某匆匆办完事务,便辞别亲友回归。三日后回到耀州,连家门还未入,就向堡后药王山太玄桥奔去。来到桥上,按照老翁吩咐,以石击桥三声,石音未落,忽然眼前一亮,一富户巨宅出现在眼前。高门楼、黑大门,只听吱的一声响,一白胡子老翁跨出大门。雷某忙上前搭话,言谈中从内衣捧出书信送给老人。老人见信热泪扑面,言语已隔绝久也,今日见信,如见亲人。急唤恩公入内细叙。雷某随老人跨人大门,只见迎面三间大庭高大轩昂,山水条幅悬壁,庄重文雅。两旁厢房洁净亮堂,小格子窍门扇有花虫鸟兽雕刻,格外古朴大方。老人忙唤侍女迎客备酒设宴,只见众侍女个个光彩夺目,娇美如玉,侍女持壶敬酒,雷某也不便推辞,连喝数盅,看天色已晚,便热情留宿,连住三日,盛情款待,难以推辞。第三天下午,雷某感到离家多日,唯恐家人挂念,便向主人辞别回归。主人也不强留,送出门外,谢语不绝。雷某急忙赶路,途中巧逢家人扫墓。妻子对面凝视半天,哇的一声大哭不止,妻子大声哭诉:“好我的老祖宗,你把我害的好苦,我以为今生再难见你的活面,千方寻你又无音信,以为你命丧异乡。今日还是你三周年祭日,全家人上山为你擐基”。雷某听罢恍然大悟,我在他家小住三天,怎么成了三年啊!忙回头向太玄桥望去,方知遇仙。此事一传十、十传便有了桥北题诗石刻。因为有了这一美妙的传说把太玄桥叫成了遇仙桥,一直沿袭至今。

范仲淹与耀州文正书院

耀州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地址不在一处而均称为“文正书院”,“文正”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的谥号。位处西北僻地的耀州书院为何要以“文正”冠名,这其中的原委还要从范仲淹与耀州的关系说起。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逝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为北宋仁宗朝名相,既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又是边防主帅,可谓文武全才。他的美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千百年来激励着后代无数文人学子、正义之士清廉从政、关注民生。故此,他的大名自古及今享誉全国。

北宋初,兴起于今宁夏、甘肃及陕北一代的党项羌人所建的政权,史称“西夏”。西夏国主李元昊因不愿臣服宋朝,不时举兵侵扰北宋西北边境抢夺物资、杀掠居民,双方经常发生争战。仁宗宝元三年(1040年),西夏攻延州,朝廷派范仲淹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副使,范兼知延州,开赴陕北前线负责改革军制,巩固边防。在范兼知延州与李元昊对峙争斗期间发生了被贬知耀州的变故,其原委是: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宋仁宗诏令各路兵马往讨元昊。根据当时气候、地理及双方兵力等实际,范仲淹上书进谏,认为“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贼马瘦人饥,势易制”,提出“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的策略,得到了仁宗皇帝的允许。后来元昊派人到延州求和,“范仲淹为书戒谕之”,劝元昊去帝号,守臣节,以报答朝廷恩遇。但当时韩琦却主战,以手书命令大将任福率军攻打,结果全军覆没,任福自尽。接着,元昊又在笼络川打了胜仗,使宋军遭受严重杀伤,元昊因连胜宋军,声势大作,作书答范仲淹“语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事情传至朝廷,“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帝不听,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具体时间据历史记载是在庆历元年(1041年)三月,于是范仲淹的宦历中就有了贬知耀州的记录。范到耀州后,不久即向朝廷写了《耀州谢上表》,针对大臣们加给他“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的罪状,列举朝廷有关双方文书来往处理的规定:“今后贼界差人寄书到,文字如依前僭伪,立便发遣出界,不得收接”,“若得外界章表,须先开视……辞涉悖慢者并须随处焚毁,勿使腾布”,用十分恳切的语言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事件真相。《耀州谢上表》原文今仍保存于清乾隆廿七年《续耀州志·艺文志》中。不久,朝廷弄清了事实原委,认为错不在范,且边防前线并未安宁,确实也离不开“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范仲淹,于是当年冬又委以重任,继续派往前线负责抗击西夏之军事重任。范仲淹在耀停留不过数月之久,这也只是军务大事过程中的一段波折和插曲,因而在耀期间只是维持政令正常运行,政务方面不可能有多少大的作为,史志中未留下多少具体记载。《耀州志》中“未几,即召起”的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因范在历史上的大名,终归成了耀州历史上的一段名人佳话。

到了明代,大兴崇敬乡贤名宦之风,各地纷纷在文庙、学宫中附设乡贤名宦祠,立牌位供奉本地历代乡贤及前朝造福百姓、政绩卓著的名宦。有些地方还专门为知名度高的人物立专祠纪念,像范仲淹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凡与其生平经历有关的地方,皆以与其有关联而倍感荣耀,就如今日各地宣传名人以提高本地知名度一样。当时,范仲淹曾经作过官的邠州、庆州等地也都建祠祭祀,在此风气背景下,嘉靖二年(1523年),耀州知州赵时倡议兴建“范文正公祠”及“文正书院”,呈文报告得到批准后开始实施。地址选在塔坡原畔的故明德寺旧址,迁出了寺中旧有泥塑佛像,整修了殿宇房舍,在正中大殿建成“范文正公祠”。翻修了大殿两旁旧庑,建成斋庑各九楹,东边称作“经义”,西边称作“治事”,是学生分科修习、研讨的教室和师生居住之所。校舍殿堂焕然一新,加上官方重视、严师训导,成为当时耀州的最高学府。此后二十多年中,历届乡试都有耀州举子高中,如后来官居湖广督学、明代陕西名志《耀州志》的作者乔世宁就是文正书院首批生员中的佼佼者。乔于嘉靖四年(1525年)高中解元,取得陕西乡试第一名的骄人成绩。此后,连续几届乡试,举人达二十余人,盛况可见一斑。耀州虽地处北山僻乡,但一时成了渭北乃至关中人才济济、文风鼎盛之区。

明代耀州知州温秀是一位风流才子,雅好诗文。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仿照唐代长安举子高中后雁塔题名的故事,将耀州明代科举中试者题名刻碑镶嵌于书院后的寺塔之上,成为文坛佳话。现塔第二层南向石碑就是当年原碑,明代举子大名历历在目。二十八年(15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书院又渐趋于衰落。明末,灾荒战乱连年,书院也随之荒废。

到了清代,社会稳定,重教兴学成了当政者关注的重要政务之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侯珏来耀任知州,在耀五年,关心百姓疾苦,重视教育,政绩卓著。因当时人口大量集中在城内,塔坡文正书院荒凉破败,已不适宜继续使用,于是决定在明代关中布政分司署衙废址重建书院,名称仍用“文正”。建设资金来源,一部分是卖掉的原县署东边十二间临街门面房420余两得银,另一部分是地方热心士绅捐助的730余两银两。布政分司旧址地处西街邻徳巷南口,面临西大街十字(今西街小学址),占地3.5亩。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配以园林绿化美化装点,形成了一处“轩窗高敞”、“多佳树芳卉”、“有曲池、小桥、红栏”、“堆石为山”、“竹风潇潇”、“人声寂然”、“养性之妙区,读书之胜地”。侯珏离任前,书院已初就规模,后经继任知州汪灏带头捐俸以作倡导,二十七年(1762年)又得到本地一些急公好义之士的响应,共捐银700余两,将其作为基金,存入钱庄或贷给商号生息来维持书院开支,解决了书院日常费用来源,使之成为清代耀州的最高学府,为耀州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历史文化名人范仲淹的大名与耀州明清两代的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佳话,也是幸事。

书院大门南向的“范文正公祠”正中供奉着范仲淹的木制牌位,供学子瞻仰礼拜。祠前两旁的檐柱上挂着一幅木制黑底金字的楹联:“六丈圣人津梁后学,五尺童子模范前徽。”因范在家族中排行老六,丈为老者,故称“范六丈”;“圣人”是当时与范同朝为相的富弼对范的称颂之词(即“范六丈,真圣人啊”)。整个对联寓意后来学子应以前贤范仲淹为榜样,发奋读书,立志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这幅楹联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耀州第一高等小学堂”时还在,后因时代变迁、校舍翻修改建而不知所终。

宋元恺志在兴中华

宋元恺(18791917年),又名宋向辰,耀县城内西街里仁巷人,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县有名的革命党人。

宋元恺青年时期在三原县味经书院和宏道学堂上学。1905年,26岁的宋元恺抱着“振兴中华”的宏图大志渡海出国,留学日本,在东京学习军事。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宋元恺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看清腐败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便毅然参加了同盟会,成为陕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宋元恺在日本东京同盟会创办的《夏声》等杂志上积极写稿,大胆揭露清王朝的腐败黑暗,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1908年,宋元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到陕西,在西安成立了“健本学堂”,并兼任教师,积极培养革命青年,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即辛亥年)1010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1022日,陕西革命军在西安起义。1024日,当时正在西安高等农业学堂当教师的宋元恺率领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炸弹队”英勇攻击清军,在乾县东南薛禄镇把清军打得一败涂地。民国元年,宋元恺出任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外交司长。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宋元恺往来南京、上海之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跟随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的宋元恺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长。后宋元恺回到陕西,又以研究学问为名,在西安柳巷组织了“乐群社”,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7年夏,封建帝制余孽张勋复辟,宋元恺义愤填膺,立即东渡黄河参加北伐。宋经晋南转战一月有余,被窃据陕西督军职位的北洋军阀爪牙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前后堵截夹击,不幸阵亡,年仅38岁。

樊毓秀革命不做官

樊毓秀(1885年—1917年),又名樊灵山,耀县寺沟乡寺北堡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喜读好学,孜孜不倦。1905年,樊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肄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数学专科,毕业后回到陕西,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为陕西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10年,在耀县庙湾兴办了牧羊场,为集聚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19111010,武昌起义取得胜利。随后,陕西革命军光复西安,樊毓秀等人也在耀县聚众响应,并率部驰援乾县,与清军连续作战,屡获胜利。

民国成立后,樊毓秀不愿做官,渡海去日本留学。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后,樊毓秀又回到陕西,在军队中重举革命旗帜。后由于不愿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走狗陈树藩同流合污,愤然辞去了军中官职,当了学校教师。

1917年,窃据安徽省督军的张勋阴谋复辟封建帝制。樊毓秀为了挽救革命,又一次投笔从戎,同宋元恺等东渡黄河北伐,连打了几次胜仗。后因山西、陕西两省军阀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对革命军进行堵截围击,毓秀不幸被俘遇害,壮烈牺牲,年仅33岁。

胡应文舍身为人民

胡应文(1886年—1913年),又名胡定伯,耀县城内东街人。青年时喜读革命书刊,十分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事业,经常向同学、朋友畅谈革命理想,痛斥封建统治。后经宋元恺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0年,在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邹子良的指示下,胡应文积极协助樊毓秀等人在耀县庙湾建立牧羊场。第二年,又在瑶曲开办了铁矿,以此作为掩护,秘密组织革命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胡应文立即随同井勿幕等人,在耀县树旗起义,起义队伍很快聚集数千人,胡应文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并兼任北山民团使,率领部队驻扎在耀县、同官等地。

1912年,胡应文出任同官县知事,动员流民回乡,整顿社会秩序,修城墙、筑河堤、办教育,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1913年,改任陕南旬阳县代理知事。当年10月,凤翔兵变队伍窜扰南山,路过旬阳烧杀抢掠,胡应文率领地方团警登城守卫,终因寡不敌众,在北城中弹落水,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任师竹血染药王山

任师竹(1875年—1911年),原名灵,字痴雏,号山川。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改名尹,字师竹,世居耀县城内仁义巷。

任师竹是同盟会的优秀会员,是耀县最早接受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中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同时,他也为故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任师竹幼年家境贫寒,全家靠父亲长润卖烧饼为生,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和刻苦学习的习惯。先生赋性聪颖,好习文学,喜读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等英雄人物故事。九岁受业于当地名士武慎修门下攻读诗文,十八岁时诗文书画出类拔萃,为诸生之冠,邑人以“才子”称之。慎修奇其才,以女碧莲妻之。1895年,负笈入泾阳味经书院,后又随咸阳刘古愚(焕堂)先生专习文史。习文之外,兼习拳术,路遇不平则挺身而出、奋拳除暴,为乡里所敬佩。

1904年,耀州牧诸成昌(绍兴人)在城内创办高等小学堂,聘先生为堂长,与总教习张子甲(朝邑人)、儒学教谕张铣(蒲城人)皆友善。后张铣办西潼铁路,请先生入幕负责文书工作,由此结交了许多革命党人,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陈会亭、景梅九的介绍下,先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耀县最早的会员。

1906年,革命党人邹子良、关建常等在耀县北山秘密建立革命策源地,积聚革命力量,推先生视察地形、选择地点、联系买地,创办了牧羊场,成为当时渭北的革命据点。

1908年,任师竹看到耀县教育落后,特别是女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便和革命党人李云程创办了正宜女子学堂,聘请张敬止女士为教师,为开创耀县女子教育立了头功。翌年,任师竹在西安与郭希仁、刘蔼如、曹叩侠、马开臣、景梅九、李岐山等人以研究国学为名创办丽泽馆,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李仲特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决定进行驻西安“新军”策反工作,为起义做准备,但“新军”督军王毓江是陕西巡抚恩寿的亲信,防备甚严,无法打入其内部。师竹先生挺身而出,冒着极大风险和甘聘莘及“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计三十余人,搜集了王毓江恶迹数十款呈报陕西咨议局,请巡抚恩寿查办,并电告在京党人响应,一时声势甚大。恩寿恐激巨变,与己不利,不得不撤了王毓江的职。除掉这个钉子之后,革命党人打入“新军”者越来越多,成为后来西安革命爆发时的中坚力量。1910年,陕西著名党人井勿募由南方回陕,言南方因多次起义,清政府防范甚严,举行起义不易,决定改变策略,先在北方着手。任师竹先生即在耀县积极配合,并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抗粮抗捐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惊恐万分,千方百计采取高压政策,耀县庙湾之牧羊场已为清统治者所察觉,更加严密防范。新任知州孙寿朋临耀前已受恩寿密示:“严防党人活动”。在耀党人决定过了药王山“二月二”庙会后进省参加起义,谁料任师竹先生游山时被刽子手杀害。当时的情况是:农历二月初七,任师竹携革命党人李云程、张木生等游览庙会,下午众人回城,他仍在山上继续看戏。戏完后忽然发觉眼镜被盗,即向巡山的衙役索讨,衙役中有一姓杜外号“巴豆者”立即回衙告密邀功,于是班头谢刀客和李兴(绰号麻子红)受州官密示,带领帮手杨登奎同杜巴豆一起上山捕拿。任师竹空拳搏斗,被刀断两手、斧砍两脚,血流如注,昏倒在地,当晚毙命,终年37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为先生写照。

薛卜五就义瓦窑头

薛卜五(1887年—1919年),又名薛其昌,耀县小丘朱坊村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之一。薛卜五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早年求知于三原宏道学堂,后转入省巡督学堂攻读法律。毕业后精心钻研财政经济专业,从不同角度积极探索强国富民真理。

191110月,辛亥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25岁的青年薛卜五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为了打击地方残余封建势力、安定社会秩序、扩大革命成果,陕西省同盟会指示西安各校革命青年回乡开展活动。当时,泾阳、三原、富平、耀县学生结伴回乡,推选薛卜五担任沿途交涉的代表。回乡后,听闻耀县、同官一带有一股以张老四为首的土匪经常横行乡里,抢劫杀戮,薛卜五便积极协助驻耀革命义军胡景翼部,迅速消灭了危害人民的匪徒,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地方秩序。

1917年,封建余孽张勋妄图复辟的美梦未能得逞,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趁机临时执政。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举起护法旗帜,大张声讨。胡景翼在三原编组了陕西靖国军,首先举旗响应,由于粮食不足,便委任善于理财的薛卜五为陕西靖国军经理财政处长,使军饷供应得以源源不匮。

19195月,薛卜五为了筹款,亲赴各县视察财政。一次,自富平解款至三原途中,在瓦窑头停车吃饭时突遭地方军阀唆使的暴徒袭击,立时毙命,年仅33岁。

薛卜五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参与了西安“易俗社”的奠基工作。易俗社于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其为首任社监,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全国戏剧班社的奠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封赞化领导的“硬肚”抗卢斗争

辛亥革命后,窃取陕西军政大权的陈树藩,在北洋政府的羽翼下更加残酷地盘剥镇压人民,陕西各地“反段倒陈”的护法运动随之兴起。1917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在此前后,孙中山命国民党人士、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子静于5月、9月两次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驱陈斗争。

1917123,高峻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并发布檄文历数陈之罪状,打响了陕西驱陈第一枪。此后,耿直起义于西安,郭坚举兵于凤翔,张义安起义于三原,关中、渭北各地也纷纷起兵反陈,各地义军在斗争中联合组成靖国军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共商讨陈大计。陈树藩被靖国军两路夹击难以支持,大荔、关山等数次战斗失利,而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则日益巩固壮大。

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19187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开会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三原,统一改编各部共为六路,抽签为序,驻耀县的卢占魁部为第六路。此前的19182月,卢占魁(耀辰)率部三千余,由绥远(今内蒙包头一带)来陕参加靖国军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在灞桥战斗中大胜陈军,旋因卢部在斜口战斗中失利,退回渭北,进驻耀县。

陕西靖国军在反陈斗争中得以发展壮大,但所属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驰、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尤以卢军为甚。卢军多为乌合之众,来耀后纪律败坏,横行无忌,除田赋外,又以筹集军饷为由,命每户每月缴纳“月月银子”,并令农民大种鸦片,增收烟税每亩至20块银元。此外,还采取拉票等手段勒索百姓银钱,甚至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城内百姓无法生活,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许多人家甚至逃往三原、富平等地。期间,城内公共机关大多成为卢军营房,就连县署大堂也成了马圈。

卢军驻耀期间,接连发起火烧方巷口、血洗崔家坡、攻打寺沟南堡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劫掠,城乡鸡犬不宁,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加入了“硬肚团”,愤然抗击卢军的蛮横行径。大家公推下楼村(今属坡头镇)民间名医封赞化先生为团总,封赞化老先生学问渊博,医术高超,在耀县西原、楼村、小丘一带声望很高,愤于黎民涂炭、毅然收起药箱,投身农民起义,为“硬肚团”出谋划策。他依据早年“义和拳”斗争的传闻,教大家练功习武,并自撰《硬肚法手册》,绘制五十余种火器图志,土法制造地雷、炮弹等。仅一年多时间,楼村、小丘、稠桑、下高埝一带农民有两千余人参加了“硬肚团”,他们举起大刀、长矛,见卢军就杀,自命为刀枪不入的“硬肚”(相信念经咒、贴符等法术,刀枪不会伤身),一时声威大震,围城叫骂,卢军不敢出城。时间一长,“硬肚团”开始懈怠,因只凭原始武器,加上其迷信咒符和精神胜利的底细被卢军摸清后,卢军于1919年正月十五趁硬肚团士兵回家过年之际,天尚未明就倾巢出动,依靠其骑兵的神速,兵分两路夹击合围,将“硬肚团”包围在中高埝一带。义军尸横遍野,血染疆场,牺牲甚众,封赞化只身突围,逃亡彬县,反卢斗争遂告失败。随后,卢军开始清洗残余“硬肚”,逐村逐堡搜捕硬肚头领家属及成员,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直至民国九年(1920年)正月离耀。

这次自发的农民抗卢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大大增强了广大农民反抗暴政的革命意识,也锻炼了群众的军事斗争能力。此后,耀县一些早期革命党人也多从这次亲历亲见的斗争中,发现了农民群众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杨虎城将军在耀县

杨虎城将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陕西关中人,因家在蒲城县,早年随他参加军事活动的多为关中人,更对其敬仰无比。杨虎城是与张学良联手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八大主张,促成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不朽丰碑。其实,在杨虎城将军的光辉革命历程中,还有几个重要活动是在耀县完成的,也是耀县近代史上的闪光点。

靖国军在对抗北洋军阀陈树藩、吴心田、刘镇华的战斗中,内部亦分化瓦解,各找靠山,自谋出路,大部分队伍受直系改编。杨虎城将军坚持“保全革命人格”,称“人各有志”而拒吴佩孚之官禄利诱,遂率部向陕北转移,依托其同乡井岳秀(辛亥先烈井勿幕之兄,同为蒲城人)保存实力。杨在陕北(定边)结识了西北中共创始人魏野畴及杜斌丞先生,并受到了他们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4年冬,时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挥师关中,驻军渭北一带,与北洋军阀隔河对峙,指挥部就设在耀县城内,当时邑人马天闲任其部队军需长。杨部驻耀后,受到当时县长杜寿亭(继延,华阴人)的欢迎,被安置在县署西亭热情款待。杨将军与县城内一些原辛亥革命党人旧部、家属及地方开明人士多有联系交往,并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讲解国民革命道理及时局形势。当时的国民二军留陕师长田玉浩等专程赴耀县与杨将军联系,共同商讨配合河南境内的国民二军(胡笠僧部)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杨将军即派部队向刘镇华盘踞在渭北大荔、澄城一带的帮凶麻振武部进攻,使豫西战争获胜。杨将军驻耀期间,游览了城东药王山,并向随员讲述当年辛亥革命时,胡景翼和耀县胡定伯等人在药王山聚众两千余人插旗举义,光复耀县城的革命功绩。他十分敬仰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耀县早期同盟会会员宋向辰、樊灵山等人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并带领随员亲赴位于药王山下的宋、樊烈士墓地隆重祭奠,以表哀思之情及誓将国民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

1925312,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北平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陕西省只有杨虎城将军派人从耀县专程赴京送去挽联祭奠。51日,杨虎城在耀县城内(城隍庙大院)率全体官兵及学校师生、各界人士数千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全民导师”的横幅。会后,杨将追悼会上的挽联和祭文等编印成《总理哀思录》,表达了他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之情。这一举动在当时北洋军阀执政形势下,成为陕西政治生活中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也是耀县民国历史上一件值得浓墨重彩记载的盛事。

当时,杨虎城将军通过反思总结前一段军事斗争历程,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具有卓越战斗力的军队,除具有先进正确的指导思想外,还须对部队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即军官)的培训更为重要。于是,他仿照和遵循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和办法,创办了“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地点选在文庙。

杨虎城将军在耀时间虽不长,但纪念辛亥先烈、祭奠孙中山、开办“三民军官学校”几件事一脉相承地反映了他坚持国民革命的立场和思想,既是杨虎城将军革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耀县革命史上的重要闪光点,值得永远铭记。

耀县“交农”围城斗争

1932年春,陕西关中地区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耀县当局不顾人民死活,依旧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县境内土匪为患。当地驻军又大量征调民工建造兵营(即东大街的东营,原为清代绿营兵驻地,现文化馆址),既无工钱又误农时,城乡民众的反抗情绪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点燃了照金革命的烽火。三原武字区人民以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影响也波及到耀县。渭北游击队亦到耀县华里坊、让牛村、柳林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四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形势如布满干柴,只待火种。因民众反抗情绪蕴积,蓄势待发,加之当时小丘、西塬一带的农民和外地流落到此地的灾民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劳役,面对有利时机和革命形势,中共耀县特支决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群众中组织力量秘密宣传,进行串联活动。夏收前,利用民间“鸡毛传帖”(即传单上贴上鸡毛,表示“迅速”传阅,尽快行动之意)的古老联络方式组织和发动西塬、楼村、小丘一带数千农民群众,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交农”斗争。

所谓“交农”,是指农民公开向官府交出并烧毁农具,表示不再继续种地务农,也不再向官府交纳“皇粮国税”的一种示威罢工反抗斗争形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愤怒的农民肩扛木杈、扫帚、锄头、镢头等农具,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潮水般从四乡八方涌向县城,要求政府“减免粮税、停建兵营”。国民党耀县当局闻讯后紧关城门,愤怒的群众便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楼。农民的暴烈反抗,终于迫使国民党耀县县长李建堂答应为农民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了胜利。“交农”斗争后,张仲良被国民党耀县政府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后经党组织通过时任国民党北区民团团长的赵连璧(与张仲良为同学关系)具保出狱。

耀县“交农”斗争是耀县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组织群众运动的第一次实践,有力震慑了国民党在耀县的反动统治,迫使国民党耀县当局答应了农民的要求,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锻炼了党员和群众,使革命从低潮开始走向复兴。

刘志丹、谢子长照金播火种

照金位于耀州西部边境山区,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地域偏僻,远离县城,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这里森林密布、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是屯兵割据的理想场所。海拔1600米的薛家寨山峰壁立、形势险要,有利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优越的军事条件,进可攻,退可守,堪称得天独厚的游击战活动区域。

照金地处穷乡僻壤,土地多为县城几家地主和香山寺所有,绝大部分农民以租佃耕种为业。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连年灾荒,周边各地饥民不断流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反动驻军民团以“剿匪”为名,搜刮民财,多方骚扰,百姓不堪其苦,四处躲藏,十室九空,形成了极好的革命群众基础。

刘志丹、谢子长以多年在陕北、关中开展游击活动,领导起义的实践,根据陕西省委和陕甘红军游击队斗争形势和需要,调整战略部署,逐渐将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照金地区。

1932223(农历正月十五),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照金开展革命活动。适逢元宵节,张彦宁民团正在照金街上耍社火,趁民团敲锣打鼓、狂欢作乐之机,红军游击队迅速将民团包围缴械,向群众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此后,红军游击队又多次在到这里开展宣传活动,张贴标语、发动群众抗捐、抗租,并经常深入杨柳坪、芋园、北梁等地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刘志丹白天和群众一块下地劳动,晚上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建立了农民游击队。游击队纪律严明、买卖公道,和群众亲如一家,当地年轻人纷纷结伴参加红军,革命武装不断壮大。

李妙斋创建芋园游击队

1932年秋,李妙斋跟随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转战旬邑、清水塬、三原武字区和耀县照金、芋园一带宣传土地革命、开展游击队战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芋园村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李妙斋以寻找乡亲揽活为掩护,住在山西农民韩天成家里。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家串户,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串连革命骨干。后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开始组织建立芋园党组织,在芋园村发展了邓克勤等五人入党,成立了党支部。又秘密制造武器、购买枪支弹药,于193210月成立了照金地区第一个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

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告捷之后,又先后攻打了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兔儿梁的守山土匪,对土匪区别情况作统战工作,团结多数群众打击首恶。经过艰苦努力,照金革命根据地雏形初步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的山区站住了脚。

芋园游击队成立后,李妙斋组织附近村庄数千名群众,选举成立了分粮委员会,进行大规模的分粮斗争,有力调动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芋园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之一,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敌强我弱,为了坚持同周围的敌人长期斗争,李妙斋带领队伍登上地势险要的薛家寨,并把这里建设成了红军的大本营。

红军大本营薛家寨保卫战

薛家寨在照金街东北约5公里处,与西面的龙家寨相对峙。这里石峰千仞、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面与兔儿梁山岭相联,可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为秀房沟,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过两道石门,有天然石洞五窟,大者能容二三百人,小者可容数十人。

1933年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迁驻薛家寨后,这里就成为照金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当时住在薛家寨的除边区特委、政府和游击队总指挥外,还有苏区修械所、被服厂、仓库、运输队、红军医院等后勤机关。后来,王泰吉起义部队带来的百余支手提机枪和棉花、布匹、银元等也存放在这里。为了建设薛家寨,红军上寨后,首先加固了前后哨门,并增筑碉堡设岗放哨,又从三号洞开始,为石洞修了堞墙。同时,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建立哨卡,周围有地雷、滚石垒、战壕及暗道等防御工事。

19334月,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原有23个游击队进行清查整顿,发现游击队中混进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最突出的是陈克敏(连升)叛变和宁老八违法事件。经过认真整顿,撤销了游击队原有番号,清洗了许多坏分子,重新整编为五个支队和一个政治保卫队。接着,在土儿坪召开游击队大会,当场处决了罪行严重的宁老八,纯洁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蒋介石数次严令西安缓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并限期攻克薛家寨,肃请薛家寨“残匪”。根据地军民,特别是薛家寨红军、游击队员不畏牺牲,展开了激烈的薛家寨保卫战。

19339月下旬,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老幺(夏玉山)、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民团计千余人,乘红军主力西击旬邑之机,勾结叛徒陈克敏,分兵数路从黑田峪、鸡架山后沟、南趟等处,分途率部“围剿”薛家寨。当时寨上只有边区政治保卫队留守,兵力有限,其余为一些后勤人员。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保卫队和寨上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工人干部及妇女游击队的同志纷纷拿起武器进入各哨卡,积极投入战斗。他们利用天险巧布地雷阵,并以麻辫手榴弹打得敌人寸步难进。适逢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赶回,立即发起猛攻,敌人死伤甚众,残部狼狈溃退。不幸的是,李妙斋同志被伏敌暗枪击中,英勇牺牲,时年30岁。根据地群众用父母的棺材收敛了英雄遗体,安葬在薛家寨半山坡上。

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又以数千兵力,配合机枪大炮,向照金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他们沿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边境设置堵截线,由孙友仁部和三原、淳化、耀县民团向薛家寨合围。次日,敌军依仗猛烈炮火向薛家寨疯狂进攻,敌人的登山步兵在地雷阵的杀伤下终未得逞。战斗连续进行了五六天,山寨岿然不动,敌人便改用偷袭战术。15日夜,百余敌兵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从未曾设防的后山偷爬上山寨,突破游击队阵地。在此危急形势下,根据地党政领导果断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两路人马分别向党家山、黑田峪方向突围,均按事先安排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游击队北上甘肃,与红军主力会合。

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烧杀抢掠、搜刮民财,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乘机反攻倒算,残酷屠杀革命群众,苏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等,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薛家寨失守。

照金根据地暂时失守,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留下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击盘踞在苏区的反动民团。当年冬,党组织通过内外配合手法,摧毁了叛徒陈克敏民团的反动武装,根据地逐步恢复。

19358月,中共淳耀县委成立;10月,召开区、乡苏维埃大会,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1937年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淳耀县政府在其领导下带领广大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权建设。解放战争中,淳耀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一直到1949428日,取得全耀县解放,建立新政权。

1932年算起,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及此后陕甘宁边区领导的淳耀县政权,坚持了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是全国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的红色区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525,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把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确定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近年来,耀州区委、区政府对照金境内相关革命旧址、纪念馆、镇区等进行了全面规划,吸引各级投资建设。我们相信,照金将在发展旅游、振兴经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发挥独具特色的作用。

反“围剿”斗争与陈家坡会议

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照金苏区与渭北根据地的相互呼应,促进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西安。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一面调拨大批枪炮装备给照金周围各县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数县民团“围剿”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在特委的领导下,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英勇抗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1932912,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总指挥胡景铨派遣副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柴子发,带领三四百人“围剿”照金尖坪一带,被红军彻底击败,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了马希哲和柴子发。

19332月,敌正规军两个营纠集庙湾等处民团进攻苏区,在芋园地区分三路包围红二十六军二团。由于渭北游击队赶来接应,红二团突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游击队英勇战斗,迫使敌军撤出苏区。

19334月,国民政府派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指挥,以正规军4个团和6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苏区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与转入敌后的红二团里外配合,以各种战术袭击敌人。王泰吉也因厌战,空绕一圈应付了上级,就率部撤回。

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525日,在照金北梁召开的边区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上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行动计划。杜衡拒绝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在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让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强令红二团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不久即在西安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团南下因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熟,陷敌重围,浴血奋战一月,终于兵败南山,上百名忠勇红军战士血洒秦岭。红二团刘志丹、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等30多名幸存指战员突破重围,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苦战三个多月,历经千难万险,10月初先后分途回到照金苏区。

7月下旬,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部队和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三原武装)三支革命武装会师照金,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各游击队在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高山槐打退了耀县雷天一民团的进攻,并配合当地武装消灭了照金后沟寨子张彦宁民团,反击了国民党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的“追剿”,为恢复重建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1933814,陕甘边特委在此严峻形势下,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议分析了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后的斗争形势和紧迫任务,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克服了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否定了主张分散活动的意见。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并恢复主力红军,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三支队伍组成的红军。会议还制定了不打大仗,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耀县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进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高潮。此时的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则调集大军“围剿”苏区和红军,残暴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33年春,国民党部署重兵“围剿”陕甘边苏区,调动了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二十六军,攻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这时,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担任团长的王泰吉,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率领骑兵团驻防耀县。

王泰吉,临潼人,生于1906年,原为中共党员。曾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一期学习,参加领导过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出狱后栖身于杨虎城部,1930年任杨部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后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王泰吉任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王泰吉不愿打红军,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率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空绕一圈,应付了这次“围剿”。

1933117,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和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些现实动向对王泰吉有很大的启发,他也想奔赴抗日前线,同上述同志一样,为国家为民族效力,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不许抗战,并且要“围剿”苏区和红军。

在国内外形势交相促进下,王泰吉举起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决定率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早年曾是共产党员的老同学何寓礎联系中共陕西省委。省委派发行部长余海丰同何联系后,两人于六月中旬来到耀县同王泰吉见了面。一天下午,王泰吉邀何、余二人到耀县城外郊游,在北关天宝滩菜地的一口水井旁,三人在一处葡萄架下坐下来,王泰吉再度诚恳表达了他起义的决心和想法,余代表中共陕西省委表示欢迎。三人就起义具体事宜进行了秘密研究,定出了起义计划,余回西安报告了省委。六七月间,省委先后派杜衡、杨声来耀县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了杨虎城,领到了一笔军饷和一批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7月中旬,王泰吉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杨声两次召开连排长和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安排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1933721,王泰吉率领骑兵团一千余人在耀县宣布起义。中午饭后,吹号为令,全城统一行动,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全城所有反动武装,包括驻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部、雷天一保安团及县政府公安局的枪支,并改编了他们的部队。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将骑兵连的四个连编为四个大队,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杨声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开仓放粮,释放在押“犯人”,并在西大操场召开了军民大会,王泰吉、杨声先后讲话,誓师抗日。会后,处决了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并动员商人照常营业,安定了市面。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拨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支持了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耀县县委研究决定,王泰吉起义的次日(722日),在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人秘密组织下,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游击队积极配合义勇军,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把伪县政府、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并处死了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和兵痞流氓张廉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在耀县停留几天后,即向三原进发。到达武字区时受到了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举行了军民联欢会,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参加。当部队继续向西开到轱辘把,突然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战斗失利,部分旧官兵投降、逃散,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王泰吉带领余部转移到耀县小丘,复遭追敌袭击。又带领余部撤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见到了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与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会合,壮大了革命力量。

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它是在陕甘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主力南下在蓝田失败之际发动的,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加强和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底,为联络争取抗日武装,王泰吉前往淳化,当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路过淳化通润镇时,王泰吉被淳化三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扣押至西安。193433日,在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决,英勇就义,时年28岁。如今,王泰吉烈士的纪念碑、纪念亭屹立在西安革命公园前院西侧,供群众参观纪念。

药王山惨案

1947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力量的壮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和参谋长戴桂茂之流惶惶不可终日,派特务到处密查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进行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1948年,耀县药王山下集体活埋三十二名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是当时渭北高原上一起悲壮的惨案。

1945年,刘伍受边区保安处指示,先后两次到关中收集敌方情报,又联络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以教书为掩护,分别在华县、兴平、临潼、西安等地活动,秘密组织地下武装。12月下旬,先后联络到关中十几个县多名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1946年上半年,在西安建立了秘密地下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发展成员近百名,分布于关中各县。这个武装组织在杨峰(田振英)的领导下,经常与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联系,积极开展工作。

1947年,“西北人民自救军”设在西安韩森寨一带的秘密据点遭敌破坏,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捕。敌人实施各种白色恐怖措施,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同志进行威胁。刘伍等同志一度撤回陕北,不久又返回关中,在华县白家河一带继续开展地下秘密工作。19475月,由于叛徒张蓬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向敌人供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全部情况,祝绍周即刻指示手下敌特便衣等,在各地警察的紧密配合下严密搜捕。敌特便衣伙同华县警察局兵分两路,包围了华县白家河一带的几个村庄和工厂,刘伍不幸被捕。随后,杨峰(田振英)、赛坚(女)、田振玺(杨丰)、尤生福、刘文彬等人相继在西安等地被捕。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西北人民自救军”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有成员几乎全部被敌逮捕关押。

19484月,祝绍周之流预感末日即将来临,加剧了对在押所谓政治犯的处理。经他们苦心密谋,拟将赛坚、武梦名等三十二名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和进步爱国人士,以扩充兵员之名义,交由陕西省保安三团秘密押解耀县。

413(农历35日),盘踞在耀县的保安三团团长朱辅元被电召西安,密谋策划在耀县残杀革命志士的罪恶部署,并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419日,三十二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北上火车押到耀县,当晚即由朱辅元向手下传达了祝绍周的旨意,并确定了残杀的具体地点、时间及方法。420日,黑云笼罩着耀县城,匪徒们在药王山下以挖修机枪掩体为名,挖下了活埋三十二名革命志士的罪恶深坑。

421(农历313日)凌晨2时许,敌人将三十二名革命志士用绳索串连,给他们嘴里塞了烂毛巾、破棉絮,秘密押解到药王山南庵西山脚下(今水泥厂黄土矿以西处)。勇士们面对死亡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刽子手将这三十二名革命志士推入事先挖好的深坑,残暴地举起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棍棒等凶器,狠毒地猛击他们的头部,有的头部热血喷涌,有的脑浆溢流,真是惨绝人寰,古今罕见。赛坚等同志奋力吐出口中填塞的烂毛巾、破棉絮,高声疾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愤怒痛斥蒋、胡匪帮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罪行。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国捐躯,英勇就义。

422,反动派又派员掩饰了现场。事后,朱辅元按照其主子祝绍周的旨意,编造了一套部队在耀县和共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中打死一批、跑了一批的假情况,以此蒙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掩盖他们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

耀县解放后,195451日,中共耀县县委、耀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在三十二位烈士牺牲地建亭立碑。根据当时调查考证资料,知姓名者仅十九人。1958年因水泥厂黄土矿占地,确定另择地筹建烈士陵园。六十年代,将烈士遗骨迁葬于现烈士陵园内重新安葬。1979年,重建碑亭安放原碑,继又整修陵墓,新建展室、大门等一系列配套设施。1981年清明节前,经整修一新的陵园及纪念展室正式开放,供党政界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及青年学生祭扫陵墓,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9852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烈士陵园题写门额横匾——耀县革命烈士陵园,黑底金字,熠熠生辉。199610月,中共陕西省委又将耀县革命烈士陵园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经多次拨款修复扩建,陵园规模更加宏大、肃穆、壮观,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八十年代,经耀县党史工作者深入调查考证,基本查清了三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革命活动情况。他们是:赛坚(女),中共党员,山西汾西人;武梦名、米忠全、刘文馨三位为富平人;胡维选、梁文耀、吉忠义三位为兴平人;高子时,武功人;党娃,宝鸡人;刘文彬、李志民、张印玺、宋培荣、吴利岑五位为华县人;任秉公、任秉章兄弟及朱子祥为长安人;冯智礼、李世诚、姚明德、陈克勤、尤生福五位为临潼人;王喜学、王志成为白水人;陈范珍,西安市人;孟宪廷,河南巩县人;张炳南,河北人;程晓光,河南洛宁人;张克,高陵人;张同连,籍贯不详。另有韩某、王某二人仅知其姓,名字不详,韩某为长安人,王某籍贯不详。

全国解放后,药王山惨案首犯戴桂茂于1951年在西安被处死刑,主犯朱辅元1958年被捕获后,于19605月处决于铜川市,其他有关人犯均得到了相应惩罚,告慰了烈士们的英灵。烈士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北宋山水画大师范宽

范宽是北宋时期北派山水画领袖人物,擅长描绘北方巨山大川,与南派董源、李成齐名,在北宋山水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勤奋习画、苦于实践、勇于创新,给中华传统文明艺术留下了珍贵遗产,其画风世称“华原气格”。

范宽是宋代华原(今铜川耀州)人。其实,范宽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画史上记载他名中正,字中立,因其“性宽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译》),“其性最缓,故以宽称之,讵知中立不以名著耳。”(元·夏文彦《图绘宝鉴》),范宽的“宽”可以视作他的号。关于范宽的生卒年,历史上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其主要活动于北宋前期,仁宗天圣年间尚在。有人考证,他约生于五代后汉乾祐年间,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前后去世,大约活了七十多岁。

范宽好饮酒,信奉道教,举止疏放,没有做过官,经常往来于长安、汴梁(开封)和洛阳之间,是个平民画家,或者说是个在野的文人画家。正因为他是一位平民画家,所以官方正史中没有留下他的籍里乡贯、家族承传及详细准确的生卒年月,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给后世的研究留下一些遗憾,但作为一个画家,其传世画作及后世评价便能说明一切。

范宽曾跟随五代、宋初画家荆浩、李成学画,但不久就感到不满足,认为“与其师人,不若师之造化”,于是把家搬到终南山居住,终日与山岩林木为伴。雄伟壮阔、高大坚实的山峦使他痴心欲醉,因而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曲水环抱、细柳成荫的南方水乡景色,而是以突兀的山势、湍急的溪流、茂密的层林为题材,描画北方山川的雄壮之势、开阔境界,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他的画构图充实饱满,用笔苍劲浑厚,能出色地刻划出山石的走向、转折和正侧。画面墨色浓厚、沉郁,以浓淡不同的墨色“笼染”,突出了山中阴晴雨雪的变幻,营造了秀润苍郁的意境。画山从不取局部而是从山顶画到山脚,将整座山的全貌推到观画者的眼前,给人以顶天立地、气魄雄浑之感,人称赞他的作品能“得山之骨”。

范宽的画作,据宋代《宣和画谱》记载,收入御府收藏的精品有五十八幅,其中包括其代表作《雪景寒林图》在内,也有不少作品流落民间。经近千年历史风雨,流传至今的仅有《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和《雪山萧寺图》三幅,均为气势夺人的山水巨作。

《溪山行旅图》以其高远法构图、独特的“雨点皴”、无往不收的木仑笔法、真实质朴的状物写景及山体、巨石、林木、溪流、瀑布、屋宇、人物等的合理安排,营造了真实、壮伟、宏阔、生机勃勃的艺术境界和生活场景。范宽和其他绘画大师一样,将传统、造化、修养皆融于精神气质之中,任自我精神情怀与物迹化,笔墨如有神助,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这幅精心构思的宏幅佳作,成为历代皇家的国宝级文物,原藏于故宫。抗日战争期间,与其它故宫国宝一起辗转各地,历经险难,最终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有人考证《溪山行旅图》的实景地在耀州西北山区照金一带,从张果老崖,薛家寨、兔儿梁一带山势景象及环境可以看出,画面总气象就是照金山脉的真实写照,其山脉厚重雄浑、气象苍茫,和《溪山行旅图》所表现的崇高美及壮丽美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通,内涵一致。

《雪景寒林图》为三軿大幅立轴画,纵193.5厘米,横160.3厘米,不仅是范宽传世罕见杰作,也是现存的我国古代绘画中最重要的艺术珍品之一。画作气势磅礴、境界深远、动人心魄,生动地描绘了秦地雪后山川、林塑如诗景象,为其代表作之一。其笔墨浓重润泽、层次分明、皴擦、渲染并用,用细密的雨点皴表现山石的质感,皴擦烘染时注意留出坡石、山顶的空白,以强调雪意,生动再现了北方山川雪后的磅礴大气。

范宽的这幅稀世墨宝,其流传过程亦颇具传奇。这幅画于三百年前,被天津收藏家安仪周搜罗到手并珍藏起来。安仪周逝世后,此画进入清廷,到了乾隆皇帝手里,后安放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清宫的大量珍贵文物被劫掠,这幅名画随之遭难,被外国大兵拿到书市上拍卖,幸被天津收藏家张翼从北京购得,成为张家传世之宝,秘不示人,以致许多中外古董商人四处搜寻而无下落。十年浩劫中,张家也在“横扫”之列,许多书画珍宝被视作“四旧”险遭焚毁,幸而天津文物管理处以存封为借口,从造反派手中许多珍贵画作运走,《雪景寒林图》物归原主。1981年,张家后人著名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张叔诚将此画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父子御史”轶事

现在,人们一提起耀州的古建文物,都不由得追忆叹惜“文化大革命”中拆掉的三座石牌坊,更为其精美绝伦的石雕艺术及恢弘壮丽的造型结构赞叹不已。

三座石牌坊中建立最早的一座在南大街城隍庙巷口,建于明末崇祯五年(1632年),是城隍庙大门外的装饰性建筑,另两座均在东大街。今文化馆门前称为“御史牌坊”的是明代耀州望族左氏家族建在府第门前彰显功名地位、荣光耀祖的装饰建筑物,路南的“左家巷”就是当年左氏宅第的旧地,至今仍有左氏后裔居住。左氏家族可称是耀州明清时代的望族世家,七八代人中有十数人留名史册。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首部《耀州志》的创修者左经。左经,字载道,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初入仕,任永年、太康、屯留等多处地方官,因屡次违背权宦刘瑾的旨意而连遭贬职、罚米等处罚,直到刘瑾事败被诛后才重新被朝廷重用,升任山东汶上地方官。因剿匪安民有功升为顺天府推官(专管刑狱,犹今之法院院长),继又升为大理寺副(略如今之最高法院副院长)。明代,厂(东、西厂)卫(锦衣卫)为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是负责暗中监视官员不法行为及专项缉捕刑讯的职责,不受地方机关管辖,其中属员飞扬跋扈、横行不法、无人敢惹,因而随意关押无辜、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置人死地是常有之事。他们随便诬人谋逆之罪,借此邀功请赏,各司法机关只能按他们既定的罪名定罪办案,不得辩解,但这样的案子到了左经手里非得认真审讯,并要查证证据,凡无确凿证据的案件经他审明,尽行释放,而不管原来厂、卫校尉们所呈定的罪名说法。后升任山西佥事、湖广佥事等职。左经为人坦诚耿介,语言率直,依法依理办事,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因而仕途不顺,官为佥事(协理郡政,总管文牍的幕僚类官员),实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晚年,尽览百家著作,尤好道家老庄之学,学问渊博,见多识广,又写得一手好书法,药王山洗药池旁“石盆仙跡”四个苍劲有力的石刻大字就是左经的笔迹。晚年回家后,受知州陈维之请,搜集历史资料,考证沿革,创修了耀州第一部州志。完成初稿的大部分后,由于疾病未能定稿付梓,便将未竟草稿交给老同学张琏,张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第一部《耀州志》(简称“张志”)。该志文字简洁、朴实无华,尤以文献典故之丰富而为他志所不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原始碑文均赖张志得以保存下来。

左经的儿子左思忠,明正德八年陕西乡试中举,嘉靖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任山东莱阳知府时,招募流民开垦海边滩涂荒地,惩治在摊派征收赋徭中作奸扰民的官吏,得到百姓称赞。他重视教育,亲自督教当地诸生,后调升为吏部考功司,又升为稽勋员外郎。左思忠博学能诗,其诗先学六朝后学杜甫,有诗作传世,书法也自成一家。左经次子左思敬,嘉靖四年与乔世宁同榜乡举,入仕官至安徽凤阳府通判。

左经的侄子(其弟左纶之子)左思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在河南永城作县令时,县城被水淹,许多低洼地带不能耕种。其领导百姓修城廊、桥梁、道路,开沟排水,建驿站,受到上级和百姓的一致称赞。后升为河南通判,主持管理国税事务。当时,税赋摊派计算征收项目繁杂,很不方便,由左思明首倡“一条鞭”,诸税归一,统一一次核算。后各省仿效其法,这可能也是后来万历朝张居正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滥觞。

左思明的儿子左史,字文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岁贡。四十年(1612年)任光州儒学训导,后署理遂平、固始县事,皆有异政。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任河南扶沟知县,初到任时,县吏作弊枉法,他便另择谨慎干练的下级属员为吏,又聘外地老狱卒授以法律知识,凡重要行政措施均由他亲自制定,小吏缮写。当时的县民多好殴斗,死伤案件时有发生,左史以教化为主,结合实际制定乡规民约,不到两月,秩序井然,一些盗贼经过打击捕斩,也渐无踪迹。县境西北地势低下,积水成潦,左史发动百姓疏通水道,引水归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县西北境接鄢陵、尉氏,三县百姓互相开沟引水,以邻为壑,纠纷时起。左史亲自勘查测量,根据三县的利害条件,订出用水条规,立碑水畔,共同遵守。时有楚兵过河南,当事者恐骚扰百姓,命左史驻襄阳负责支应监督。左史便派人到楚地了解主将姓名、兵员人数、马匹及粮草车辆等详细情况,然后按实际需要提前安排好食宿、粮草、用具安放地点,使军队到此如同回家,百姓亦免受骚扰之苦。后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百姓无不号恸。左史在扶沟政声卓著,深得民望,后入耀州乡贤祠,又以其子左佩玹的功名,朝廷封赠为“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

左史的儿子左佩玹,字栗仲,万历四十三年举人。初任沙河县令,后调升为邢台考选御史,上疏朝廷减免积年陈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军队中升赏职爵以激励将士立功、从宽处罚降职以鼓士气的建议被采纳实行后,沙河、邢台二地从凋弊中焕发了生机。因上奏马政、屯田诸方面改革弊政触犯了当政者利益,被贬为应天府(南京)知事。不久,又提升为户部郎,专管漕运事务。后又出守济南,正遇上荒灾之年,盗贼四起,佩又设法讨平了围困泰安等处的盗贼,以功加升三级、加俸一级,转为山东按察使。明亡后回家专心书法、文史,成为耀州历史上成就卓越、自成一格的书法家。现药王山上留存的书法遗迹甚多,特别是药王大殿东侧“饮中八仙歌”碑字体似篆而结构奇特,两碑四面共分八框,可拓成八条屏,深受人们喜爱。原书就是左佩当年在济南当政时公务之暇所书,由其子重光、重耀摹勒上石的。

崇祯八年,为旌表左史、左佩父子的卓著政绩,奉敕在其宅第门外大街上建起了“父子御史”牌坊,所谓“父子御史”指的就是“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左史”和其子“巡按直隶屯田马政监察御史左佩玹”。

东边的一座叫“御史坊”,是左氏族人左永图(左永图为左史之侄,左熊之子)建立的。左永图在山东任蓬莱令以剿贼安民有功,升为御史,屡上疏惩贪,如“惩贪必清诲贪之源,爱民须拔害民之根”等建议切中时弊,至今思之仍有借鉴意义。牌坊上题有“明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兼管湖南左永图建”字样,据说左永图在明末建这座牌坊时石刻已完工而遇战乱未能立起。百余年后,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才由他的曾孙建起,故牌坊上有“乾隆戊辰”、“曾孙上石”等字样,这座牌坊刻工精美,造型宏丽。七十年代拆除,构件保存在药王山戏楼旁,2011年又重新安装立于文化馆前院。

封建社会达官贵人建造牌坊,固然出于彰显功名、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像左氏父子御史这样政绩卓著、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地方名人,也确有值得纪念之处。另外,牌坊也成了城市一道亮丽的街景,直接建造者是劳动人民中的能工巧匠,其艺术结晶将永远成为历史的宝贵遗产,值得珍视和保护。

铮铮铁骨话张琏

耀州古代无志,第一部《耀州志》是明嘉靖六年(1527年)修纂的,撰稿者为当地文人张琏。

张琏,字汝器,生于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享年73岁。父张钧,山东东昌府推官,“性刚鲠”,“教子甚严”。弘治二年(1489年),19岁的张琏参加乡试,中第五名经魁。弘治十五年(1502年)登进士第,授行人,选为御史。后迁浙江副使、山西按察使、四川布政、顺天府尹、巡抚辽东,以户部左侍郎致仕。

张琏为人刚介、不畏权贵、正义凛然,就连当时炙手可热的太监刘瑾也不放在眼里。刘瑾为了培植党羽,曾几次派人带上厚礼致意张琏与他合作,均被张琏回绝。刘瑾大怒,千方百计找岔中伤张琏,但都没有抓住把柄,只好徒唤奈何。后来,张琏巡按湖广时,刘瑾的党羽毛总兵横行不法被张琏惩治。刘瑾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立即矫诏,想把张琏拘系人狱。不料刘瑾的叛谋事发,来不及惩办张琏,自己反做了刀头之鬼。

正德七年(1512年),为时三年的河北农民起义被全部镇压,武宗庆功封赏,大学士梁储等得到“加荫一子”的荣耀。后来,梁储的儿子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地方官不敢过问,都御史王鼎趋炎附势,多方包庇,一时没人敢说梁家的事。张琏仰天叹道:“此尚可为御史邪!”于是搦管上疏,“请按大学士子”,结果梁储被罢官。接着,张琏“又劾都御史阿附不职状”,王鼎也被罢了官。

张琏任山西按察使时,又碰上了一桩棘手案件。当时,晋府仪宾因杀人被关在监狱待处,恰逢武宗皇帝带着他宠幸的义子江彬到太原访求美女,寻欢作乐。晋府仪宾的亲属某县君曾“亲诉御前”替其求情,但武宗只是安慰一番,就打发她走了。眼看仪宾性命难保,县君便把主意打在江彬身上,于是备上厚礼给江彬。江彬见贿黑心,便“矫称天语”,命赦仪宾一死,张琏愤愤地质问道:“宪臣为天子守法者,今天颜咫尺,琏不奉诏旨,顾敢信公口邪?”一句话问得江彬张口结舌,无言答对,终没能把仪宾救下,于此可见张琏的铮铮铁骨和凛凛正气了。

张琏迁升户部左侍郎时,内阁张孚敬以琏对他“无世俗礼”而常怀恼恨,时有谏官雒昂疏劾内阁罪状。雒昂是三原人,张孚敬以为是张琏暗中授意,心里很不自在。一天,孚敬在朝房与张琏相遇,遂拱着双手,嘿嘿两笑,心怀叵测地对张琏说:“张先生,张先生! ”当时,张琏心安理得,毫不在意,只是别的大臣在一起窃窃议论,说是内阁不怀好意。后张琏即借故上表乞归,急流勇退,致仕回到了故乡。回家后,“历官三十年而清约如寒士”的张琏虽“家徒四壁,妻子不免饥寒”,但他视富贵如浮云,“怡然教子双魁,皆守素风”。同时,“常徒步闾巷中,与乡人往来,即至下者报礼必均”,这种守贫若素、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张琏死后,皇帝诏封“通议大夫”,赐“三品祭葬”。

     《耀州志》是张琏巡抚辽东时,于嘉靖五年(1526年)秋天,因病回家修养之时间内完成的。当时正着手辑纂《耀州志》的张琏的同学左经也因病中辍,后在知州陈维的再三请托下,继由张琏主持了《耀州志》的撰修工作。嘉靖六年开始,当年完稿,自为序,共计八志二卷,这就是耀州第一部地方志的创作缘起。后来,乔世宁修《耀州志》时,盛赞张琏的《耀州志》“叙载明备”,确实不是溢美之词。综观张志,叙事虽有简略之嫌,但却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就资料性而言,乔志是无可比拟的。

除暴安良文养浩

文养浩,字希孟,号吾亭,明耀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隆庆四年庚午科(1570年)举人。起初授职为山西文水县令,在职时适逢朝廷安排统一清查田赋,养浩雷厉风行、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对“诡寄”等各种逃避国家赋税的不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所谓“诡寄”,是指明代粮户将田地诡称属于别人而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方法。明代法律规定仕宦和绅衿人家(贵族及官僚)可以免除杂役,后来这种特权扩大,所有徭役概可优免,而一般无优免特权而田多粮多户,就将田地寄在乡宦、举监、吏丞、坊长、里长等有特权者的名下。“诡寄”之法一则使大量土地逃避了国家赋役税收,另外也导致豪强对“投献”户的侵欺,致成重大社会不安定因素。

隆庆初,国家开始从江南地区严厉查核,文养浩在查禁中认真严厉、一丝不苟的作风,使枉法营私的滑吏们措手不及。经核查落实后,释放了在押的无辜群众,从宽缓减以往拖欠的田赋租税,并招回逃亡百姓,安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当时,文水县百姓赵同、王元禄、王福旺等数户百姓皆面临家破人亡之境地,经他救助安置而得以复生。

当地有一为富不仁的恶霸豪强欺压良善,为非作歹,前任县令不敢过问,而养浩则铁面无私,按律判罪,将此恶霸按律判处,发配充军,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因在文水卓著的政绩,文养浩被从优奖励加俸,按大同府同知待遇,并兼管岚县事。岚县多土豪恶霸,但他们慑于养浩的威名,便互相告诫,不再犯法,岚县治安很快好转。不久调任汾州同知,亦有政绩。又升任云南任职,云南出产金矿,每年要向朝廷进贡黄金,经手官员多有从中贪污侵吞者,而养浩廉洁自持,一丝无染。外地的铜、锡商人,因嫌云南商税太重,不愿前来经营,养浩为了吸引外地商人,搞活当地经济,制定了灵活变通的法规以减轻税率,商贩闻之,蜂拥而至。后又升任为贵州按察副使,相当于今贵州省副检察长。不久,致仕(退休)还家。逝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终年76岁。

直言敢谏辛志登

辛志登,字士先,明代耀州牛村(原耀州坡头牛村)人,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六岁时考中万历四年丙子科举人,五年后中庚辰科进士,授职河北遵化县令。不久,以政绩卓著升为御史,补任山西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相当于省检察院官员)。

辛志登性格耿直刚正,不徇私情,不畏权贵,除了对贪官污吏严加查处、按律处置外,在任期间,曾弹劾大学士赵志皋、礼部尚书范谦,甚至连诚意伯刘世延(明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后代世袭伯爵)这样的贵族显宦也在其弹劾对象之列。他根据大量事实和证据,直陈这些权贵“佐治无才,思乱有据”。

万历皇帝的皇后姓王,史称“孝端王皇后”,她虽容貌端正,性情贤淑,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对一个皇后“母仪天下”的规范要求,但皇帝却偏心一位郑姓嫔妃,经常赐她珠玉珍宝,千方百计满足她的贪婪欲求。万历十四年,郑嫔被册封为贵妃,册封仪式异常隆重,甚至超过册立皇后,国库拨出五十万两银子才勉强够开销。有一次,万历皇帝为贵妃采购珠玉,用去了二千四百万两银子,等于全国六年的田赋收入。当国库拿不出时,皇帝便费尽心机横征暴敛,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引发了一连串波及民间的灾难,史称“两宫之灾”。上有皇帝支持,下有地方官员狐假虎威、仗势横行,老百姓深受其害,辛志登极为愤慨,针对一些官员的胡作非为,上章弹劾其罪行,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当时,山东、安徽一带百姓为修治黄淮河工程冒风披雪、备尝艰辛,还要饱受各级贪官和治河官吏的的压榨盘剥,辛志登对此决不放过,他不被各种私情所动,严厉上章弹劾,依法处置。甚至明知是皇帝宠信的官员所为,他也照样公开严辞揭露,如揭露朝廷横征暴敛“江西之烧造,苏杭之织造,秦之绒,晋之绸,中州之葛,滇南之金,西域之回青,日增无减,动降严旨,民间卖妻鬻子,剜肉完官,毙于徵输者往往而是”,直指朝廷弊政。看到此景叹息的人很多,但像辛志登敢于直陈弊政,不避忌讳,如此有胆量的却没有几个。辛志登还曾直言进谏指责皇帝本人的过错:“陛下有非常之事四:定省旷于宫闱,亲爱疏于家嗣,恩礼衰于臣工,仁恕薄于左右。”就是说,皇帝每天不能按时入宫向太后请安问候,有悖孝道;对于皇子,偏爱郑贵妃生的朱常洵(即明末有名的福王),而对皇后和太子朱常洛却不够关爱;对臣下左右也缺少恩德关怀;对身边役吏人员非常刻薄,缺少宽恕仁爱之心等,他面对皇帝毫不避讳,语言如此直切,足见他的胆识。

正因为辛志登不畏权贵,不避忌皇帝,皇帝可能从心底不喜欢他,那些遭他弹劾的高官贵胄也暗中给他使绊子,因而他的官一直做不大,心情、遭遇都不会太好,只活了四十一岁,壮年早逝。其在耀州城的住宅在今新民巷中部路北,故这条巷道曾称为“辛家巷”,后几经变迁,成为现与原“辛”字有同音联系,又有新时代内容的“新民巷”。

在如今的药王山上,由辛志登出资兴建的“集宫”还在,就是药王山碑林所在的那座庙宇(八十年代在原址上重修)。熟悉耀州典故的人在参观碑林造像时,也时时会追忆起耀州历史上这位直言敢谏的诤臣。

宋师襄造福桑梓

宋师襄,字一衷,明耀州城内西街邻德巷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曾任顺天府尹(耀州人称其为“宋府尹”即指此)。初任南乐县令时,自捐俸银三百两,置义田、学田。师襄性情刚正、为官清廉、关爱百姓、疾恶如仇,经常向朝廷奏疏,与贪官恶吏斗争。历官御史、顺天府尹、河南及四川巡按。

宋师襄一生刚直不阿,关心国事,遭遇坎坷。天启年间,宋师襄累次上奏,建议朝廷开源节流、减少上供、汰裁冗员。他上书皇帝,提出治国的“要务”是“筹边事,商国计,饬吏治,计民生,裁冗员”,要求朝廷救济灾民,把裁去冗官的薪俸用来修筑河堤,以平水患,但由于宦官把持朝政,这些措施皆有损于他们的私利,便从中作梗,使建议措施不得执行。他同祸国殃民的宦官魏忠贤及世袭锦衣卫的司礼监王体乾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弹劾魏忠贤的奏章送到朝廷后,十六岁的熹宗皇帝朱由校昏庸无能,偏听偏信魏忠贤和乳母客氏的话,奏章不但不准,反而被魏忠贤挟私报复,大肆屠杀东林党人,杨琏、左光斗等惨死狱中。

天启五年(1625年),宋师襄被贬回家乡耀州。熹宗死后,崇祯皇帝即位,把魏忠贤等奸党杀了一批,又召回宋师襄,官升为太仆少卿,累迁至太常卿。由于他性格刚直,不与贪官恶人同流合污,又遭奸人诬陷,被打入牢狱,两年后才得昭雪,回归故里。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入耀州,师襄不降,被押至山西闻喜县杀害,算是对大明王朝“尽忠到底”。

在家乡耀州,三百多年来,他为官期间给家乡造福的佳话一直为人称道传颂。崇祯元年,他被召复职后,根据此前在耀州的观察调查,得出耀州民困的原因除自然条件差(山地多,地瘠物乏)外,主要是赋税差徭过重,人口少而冗官多。他连续两次上疏,奏请朝廷裁去耀州判官、教谕各一员,裁并14里为12里,减少赋银三分之一,并恳切陈明了耀州地瘠民贫之现状及裁官、减赋理由,得到崇祯皇帝批准。后来,耀州每年减少赋银5400两(原额15000余两),百姓负担得以减轻。裁官并里之后,薪俸总额不减,节省部分用以修治河堤等公共事业,这些特殊优惠政策一直沿袭到有清一代,三百多年,耀州百姓受惠不浅。为感念宋师襄的恩德,耀州百姓集资为他建造了纪念祠堂,位于县衙西侧,面临西大街,祠堂碑文为同年进士同官名士寇慎所撰。前几年街道扩宽时,祠堂建筑被拆掉,碑石迁至耀州博物馆,现陈列于前院西侧碑廊中。

宋师襄为家乡造福的懿行善举,至今仍在耀州城乡传为佳话。

阎充国奏封德应侯

 

阎充国,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任耀州知州。虽然其籍贯及任职年限等情况因时代久远、史籍缺载而不详,但其在职期间首创修漆水河堤、上奏朝廷封黄堡镇土山神为德应侯两件事,对耀州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耀州护城堤工程的历史溯源必至阎公,研究耀州瓷的发展历史,《德应侯碑》则是必须研读参考的重要资料。

隋唐时期的华原城在今耀州城北的步寿原上。从隋初开皇六年(586年)建城设华原县始,经过三四百年发展,城内人口不断增长,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但有限的面积却限制了城池扩展,加之地处高阜旱原,取水也不便。到了北宋初,社会安定、商业繁荣、人口迅速增加,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于是商业店铺、居民住所、官府机构、公共建筑、寺庙场所等逐步向原下靠近两河的二级台地上南迁。经数十年迁移发展,步寿原上的华原古城逐渐残破衰落,原下的新城则日趋完善并形成了规模。宋敏求的《长安志》中记载:“罗城七里四十步,上阔七尺,下阔三丈,崇二丈五尺。子城周二里二百八十四步,上阔七尺,下阔一丈,崇二丈一尺。夹城壕阔三丈八尺。羊马城上不通行人,下阔二丈五尺,崇二丈五尺。外城壕深二丈五尺,阔六十尺。”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华原县城的形制由罗城、子城、羊马城组成,形成了城中有城的奇特格局。

原下建城,地处四方要冲,地势开阔,又连接东西两原及北边步寿原,南通关中,北连延榆,交通便利,取水也方便。然而有利亦有害,漆、沮两河环绕虽解决了取水问题,但夏秋两季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时时危及城池安全,到宋神宗时代,华原城已遭过多次洪水侵袭。阎充国知耀州的熙宁年间,治河防水、确保城市安全已成为官府当务之急,阎经过勘察研究,决定在东城墙下临漆河一侧修筑河堤保护城墙。此工程于熙宁七年(1074年)动工,由官府组织商民集资,招募流民施工,用土石堆积夯筑成河堤从而逼水南下,有效保护了东城安全。此后,土石河堤经几年水浸后又开始逐渐垮塌,若不及时补修,遇大水仍有决堤崩城之忧。到了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知州周廷杰又改用巨型石条和石灰浆砌筑的方法在原址上修筑了护城石堤,较之前更加坚固。之后,历代屡有续修、补修及再筑石滚坝挡水之举。耀州修堤护城历经千年之久,阎充国任知州首创起始之举,功不可没。 

宋代耀州管辖的黄堡镇在宋代以前即发展陶瓷业,北宋时已形成相当规模,出产的耀州青瓷闻名全国,特别是北方民间广泛使用黄堡出产的各种陶瓷器皿。兴旺的陶瓷业使黄堡商贸发达、人口稠密,居民多赖冶陶为生。陶瓷的主要生产原料为陶土,人们自然会对其着意保护,甚至顶礼膜拜,起初还专门修建了祭祀土神的“紫宫”。熙宁时,阎充国了解到黄堡镇陶民对土山神的崇拜非常虔诚,为顺应民意、安抚一方,阎充国上奏朝廷,请求把这里的土山神封为“德应侯”。奏章得到皇帝批准后,朝廷专门行文下诏,封此处土山神为“德应侯”(“侯”是地位很高的爵位),并在庙中配祀晋人柏林(最早给当地陶民传授冶陶技术的人),可见朝廷对此事的重视。元丰七年(1084年),神庙建成,当地陶民及政府管理机构主管“三班奉职监耀州黄堡镇酒税兼烟火吕润”等,请名士张隆撰写了碑文并刻之于石。这块珍贵的碑石千年之后仍基本完好,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来陕调查耀州窑遗址的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发现,著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有人研究此碑。

这块《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在中国陶瓷业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是钻研陶瓷的史家必读之碑文资料。

首先,它是最早记载我国陶瓷业发展历史的一块碑石。记载陶瓷历史的碑石全国虽已发现多处(如河南修武当阳峪窑遗址,山西榆次窑遗址及陈炉镇清代雍正、嘉庆、咸丰、光绪朝的《重修窑神庙碑记》等),但时间均晚于黄堡《德应侯碑》,且内容多承袭此碑或受此影响。

其次,此碑反映了耀州窑的发展历史。碑文中有“殿之梁间,板记且古。载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的记载,可见黄堡在东晋以前已有瓷器生产,经柏林传授先进技术后有了进一步发展。考古发现也证明,在唐代当地已有相当发达的陶瓷及三彩器生产。

再次,此碑全面记载了宋代耀窑的工艺水平和技术成就。例如,精细坯料的配制、利用“转轮就制”的拉坯工艺、“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造型装饰及釉色等令人惊叹。除此之外,碑文中还有烧制火候及窑炉结构等方面情况的记载。

另外,此碑还反映了宋代城镇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由“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可以看出陶瓷业是全镇人的衣食之源;从署名中可约略看出镇上居民来自四方;有专门管理机构及主管官吏,可以想见当年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同时,从碑文描述中还可推断出千余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状况。正因为此碑内容如此丰富重要,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均赖阎公千年前的上章奏封和随后的建庙立碑之举,功莫大焉。

毕仲游耀州救灾

毕仲游,字公叔,祖籍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其曾祖毕士安时迁居至郑州落籍。北宋元祐(1086年—1093年)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时,他的文章很受苏轼赏识,被选为第一名。苏轼文集中有毕仲游自代状,苏文称其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议论有余。仲游为文雄伟博辩,多深识远计,其文集有《西台集》共二十卷。仲游曾任集贤院校理、提点河东路刑狱,又出任多处地方官,曾任耀州知州,后又任职方、司勋员外郎,改秘阁校理,徽宗时迁吏部郎中。后坠入“元祐党籍”案中,仕途坎坷,终于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鸿庆宫,故有“西台”之称。

毕仲游知耀州时,适逢天旱不雨,禾苗皆枯,眼看收成不保,饥馑将至,灾荒已不可免。仲游为保一方安定,提前公布州府告示,晓喻境内百姓,说政府已提前买进谷米千万石,已做好了救灾储粮准备,到时会以平价出售赈灾云云。其实,这只是夸大数目的虚假“政策”,但这个告示却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富户们一听政府早有存粮准备,就不再囤集粮食以待灾时抬高粮价牟取暴利了,纷纷通告劝说开仓救灾,穷人就食者约有十七万九千余人,全州无一人离乡逃荒。大灾之年社会秩序能如此安定平稳,这都归功于毕仲游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

另一方面,大旱之年,人们时时渴望老天普降甘霖,在科学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求神祈祷、祭拜求雨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直至上世纪前期,农村还常有这样的活动。当年,为保丰年,毕仲游也未能免俗,他亲自带领民众多次祭神求雨,并留下多篇有关祭文、祝文、祈雨文等。他在《嵯峨山祈雨文》中写到:“……岂前日之祷诚未至,而蒙应亦浅耶?将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请罪于神,而致其诚,庶几膏泽之大应……,于斯时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欢欣鼓舞之心,而昭报嵯蛾圣母之赐,永永事神不怠!”其为民请命、代民受罚、与民同苦乐的爱民之情跃然纸上。另外,《太白太湫神祝文》、《耀州祭诸庙祈雨文》、《耀州开河祭诸庙文》等文章中均表达了这种虔诚为民之情。《耀州开河祭诸庙文》还反映了他在耀州领导州人治河修堤之事,“公私悉力、务为完壮”,“州守以事神养民为职,既非人力所能胜,则祷神,协济其事以靖民。”至今读来仍很受启发。毕仲游不辞辛苦安定社会,为民谋利、造福一方的事迹在耀州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邓真崇儒重教、兴水利民                  

明代耀州历任知州中,修建公益工程最多,勤于政事、体恤民情,最受百姓爱戴的,当数明成化时知州邓真。邓真是河南息县人,成化七年(1471年)来耀任知州。在任一十三载,清正廉能、一丝不苟、为人质朴正直,无论下属吏员差役,还是平民百姓都能一视同仁。任期满后,全州百姓联名上奏,再三挽留,终得上级准许延期留任,并对他“诏加四品俸、服色”,即升级加品,从优待遇。邓真在耀的诸项修建工程中,尤以修建文庙、儒学和开漆、沮两河灌田水渠为人称道。他造福百姓,垂益后世,数百年来受到耀州民众称颂。

耀州文庙创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元代曾有重修,元末毁于兵火。明初洪武五年,知州魏必兴重建庙殿,后经洪武九年同知陈季镛建两庑三十四间及棂星门、戟门、庖厨、神库等,设施基本齐备。邓真来耀时,文庙已经过了百余年风蚀雨侵,一派破败景象。他励精图治,经过三年治理,耀州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民用阜康,百废咸举,邓真认为“使不一新,实无一副兴道图治之意”,于是从成化十一年(1475年)夏开始动工重建文庙,计划扩大旧址,提高规格。工程设计人员听了他的方案后,担心没有大木材料,但消息一经传出,四乡民众都争着捐献巨大木材,有的木材围径过丈,共捐献了百余根以备匠师选用。据传,文庙前檐中间贯通五间的巨型通额材料,就是乡民从现关庄镇北边一个村(下弯村)砍伐运来的,这个村也因此以“大木头湾”为村名。重建文庙的主要工程有大成殿,由原来的五楹扩至七楹,高达四十尺,两庑各二十楹,正殿、戟门、棂星门屋面上均覆以琉璃瓦。乔世宁在《耀州志》中称赞:“耀州诸修建,惟此为壮丽。”殿东的文昌祠亦弘丽深邃,殿西的儒学(今区委址)修建了讲堂、明伦堂及斋舍、重门,“气象明敞”,均比过去更加宏伟壮观,规制超过周边各州县。落成之日,四乡士绅民众抬着牛、酒前来观看庆贺,称颂邓公的功德。

耀州城东西有漆、沮两河环绕,河两岸的漫滩台阶地虽靠近河流,但由于过去缺少统一规划建设的渠道,仍难得水利,只能靠天吃饭,收成不丰。邓真来耀后,经过反复考察,认为应利用河流自然落差筑堰拦水、修渠溉田,以便提高收成而造福民众。他亲自深入现场,选择确定堰址、规划渠道走向、制定管理规程,委派各村轮值水官按受益田地及村劳力等状况摊派民工,统一管理,监督质量,逐一开始施工。开渠的主要工程有:在城东漆水河上筑坝拦水,修漆水渠和退滩渠,分别灌溉城东南一带田地六七十亩;在锦阳川沮河今寺沟村附近筑坝拦水,修甘家十渠,溉田一百一十余亩;在今杨家庄附近筑坝拦水,在河东崖下重修南下直通城内的通城渠,溉北关田三百余亩,水入城内灌城中官私田园。另有沮河上游的偃武渠,灌寺沟崖上田,寺沟以下通涧渠、水磨渠灌阴家河、杨家河及方巷口一带千亩田地;城西北角筑堤,修越城渠,灌城西南一带田地。同时,在每年秋冬农闲之际,邓真派专人对渠道进行疏浚、修整,基本可以保证全年灌溉畅流。经过几年有计划的逐步实施,漆、沮两河之水变害为利,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锦阳川以下州城周边大部分田地都成为可自流灌溉的水浇田,大大提高了收成。以后各代屡有修护改造工程,但邓真的开创规划之功,耀人至今难以忘怀。

人民安居乐业,粮食收成增加,国库储粮日益充实。邓真又将原洪武末年知州高永登时修建的预备仓——丰盈仓(地址在今政府西边武装部院内)增修至五六十间。至邓离任时,预备仓米谷积至十余万石。邓离任致仕时,耀州人民为纪念他的功德,专门刻了《邓侯德政之记》碑,立于州署院内。到清代,邓真又被供奉入耀州文庙名宦祠,代代列祀,受人景仰。2004年夏,区政府拆迁政府前院西南角监狱时发现了这通历经五百多年历史风雨的珍贵碑石,碑中部分字迹已漫漶难辨,但仍可断续成句,如“引沮水”、“开偃武渠”、“百姓讴歌”、“盛德显政”、“爱民若子”、“民之父母,公之谓也”等。

雷简夫荐三苏始末

清朝光绪十七、八年间,在耀州任知州的江南才子顾曾烜公余写了一部长篇史诗《华原风土词》,用一百首诗歌全面记述了耀州的历史、自然、风景、名胜、名贤宦迹和风土人情,俨然一部诗体的《耀州志》。其中,第四十七首诗即是专写雷简夫祖孙在耀宦迹史实的,诗曰:

“雷家累世宦车驰,小筑林亭聊自怡;

记得简夫随侍日,《园居》二十二篇存。”

雷氏祖孙三世官耀的史实佳话,近千年来在耀州为人称道,其始末在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世宁编的《耀州志·官师志》里有明确记载,摘录如下:

“雷德骧,合阳人,宋初拜殿中侍御史,迁户部侍郎,以卫濯讼其孙孝先,坐失教,谪授感德军行军司马”,“雷孝先,德骧孙,试秘书省校书郎,以事除籍,后徙知州,为领军卫大将军”。

“雷简夫,孝先子。始孝先为知州,简夫随侍,有《园居诗》。后复自为州吏目已,又治三白渠公事。先是治渠岁役六县、四十日,梢木数百万,水竟不足,简夫役三十日,梢木减三之二,而水有余。雷氏自德骧、孝先至简夫,盖三世官耀云。”

考之《宋史》,雷德骧官耀事在淳化二年(992年),孝先知耀约在景祐年间(1034-1037年)。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独占其三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奇,那么耀州历史上,雷氏一家祖孙三代官耀也算是宦迹一奇。而苏氏父子文坛知名,实得益于雷简夫再三举荐,这二者间有着千丝万缕且非常重要的联系,也算是耀州历史上的一段文坛佳话。

诗中“小筑林亭”指的是“雷园”的故事。《乔志》载:“望辉台西即宋时太守园居,有楼、亭、池、台、花竹之盛,今尽芜没草莽中矣。雷简夫《园居诗》二十二首,石刻存州治。”“雷园”是雷简夫父子当年在州署西边创建经营的园居,其址在今耀州区人民政府西边原政府礼堂一带,残留遗迹明代已尽芜,所幸药王山存有清康熙时刻的“雷园旧迹”石碑一通。碑内文图并茂,刻工精妙,勾画传神,依稀可见当年楼台幽径、竹树环合的优雅风貌,加之有康乃心等人题咏雷园的诗文,书文俱佳,既给我们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又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康乃心在《雷园记》中对雷简夫荐三苏一事有明确记述:“苏氏父子久未知名,洵携轼、辙来谒。公奇之,语之张方平,又荐之韩、富、欧阳诸公,昌言于朝,眉山由是著声,得举制科。苏老泉始欲行纳拜礼,以师事之。”可见,雷简夫推荐“三苏”确实是尽心尽力调动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反复陈述,极力进荐的切。现在,综合各种材料可以大致勾画出其荐“三苏”的过程:雷简夫知雅州(今四川雅安市)时,那个“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屡次科举落第,尚未知名,当他闻知雷简夫博学爱才之名后,便带上自己的几篇文章,前去向雷请教。老泉谈吐不凡,文章笔力雄健,特别是他的史论、政论见地更是深刻,深得简夫赞赏,当读到《洪范论》时,简夫不禁拍案叫绝,二人相见恨晚。老泉又携带二子礼拜,以师事之,此后诗文交往日密,遂成至交。其间,轼、辙兄弟的文章深得家法,谈吐自然不俗,轼尤其诙谐幽默,风流倜傥。简夫见苏氏父子满腹经纶,才华绝世,认为他们是难得的旷世奇才,于是先向自己的老朋友,也是顶头上司的益州太守张方平推荐。苏洵在雷的推介下结识了张方平,张亦佩服苏氏的才学,但对他的学问和才华还没有雷认识那样深刻,故拟聘为益州学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安排了个不错的工作,也算初入仕途。苏氏胸怀宏图大志,学官并非其最终目标,如雷信中所言:“明公引洵之意,不只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张方平了解到苏洵的志向后,以太守公函向朝廷写了推荐信,希望上级提拔,但久未见回应。接着才有雷简夫亲自向韩忠献(琦)、张文定(方平)、欧阳内翰(永叔)三位朝廷重臣(均是雷的老友)写信极力推荐的举措。

“致韩书”着重介绍苏洵的性格、杰出才学和怀才不遇的命运,托其奖进。“上张书”则意在联合张共同向朝廷推荐,特别指出苏氏“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实乃旷世奇才,希望张方平继续向上推荐。可能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仍未见佳音,雷才急中生智,动用了最硬的一张王牌,向身居翰林、堪称当时文坛泰斗、一言九鼎的欧阳修(永叔)上书,除叙二人友谊往事之外,极力赞赏苏氏的学识才能,简直是肺腑相托了。

荐“三苏”于韩、张、欧阳三公,今书文俱在。《眉山县志》所载三书文字源出于宋代邵伯温撰写的笔记《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书前叙文略有节略,参照《雷园记》记载可知,雷除向朝廷的韩、欧阳推荐外,还向他的另一位朋友,当朝宰相富郑公(弼)作过推介,只不过因书信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考究其详罢了。前述三书,是邵伯温在雷简夫之后知雅州时,从当地收集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时近地近,其可信度当然较高。雷简夫和张方平的极力推荐、宣传,为苏氏父子后来步入仕途,扬名文坛铺平了道路。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轼、辙两个儿子及张、雷的推介信函,出川经陕赴京应考,越级参加了秋试,兄弟二人同榜及第,一举成名天下知。欧阳修把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进献于仁宗皇帝,次年殿试得到皇帝大加赞赏。由此,苏氏文名大著,誉满天下。可以说,苏轼是一位兼擅文、赋、诗、词、书、画之大家,简直是文学艺术界的全能大师。

旷世伯乐雷简夫慧眼识英才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机缘。试想,苏氏若埋没于乡里,成为幽谷一叟,那么中国文学史,起码是宋代文学将是另一种景象。雷简夫荐苏氏,始终着眼于“才”,想着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各种“情”(亲情、私情、人情等)。其胸怀宽阔,爱才惜才出于公心,这恐怕是各种真假“伯乐”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对我们今天的荐人、用人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雷简夫荐“三苏”这件事本身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一个是推荐的外部条件,即简夫的交游和社会基础,舍此,荐贤举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好事;另一个即是识才的慧眼卓识,一般庸碌之人怎会识才、辨才。现仅就本人围绕雷氏三世官耀之背景搜集掌握的一些资料,对此作一些补证说明。

宋代合阳的雷氏家族,从雷德骧到雷简夫已是四世为官,浮沉宦海近百年之久,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交际。雷德骧,五代后周广顺三年进士,北宋开国元勋,历官太祖太宗两朝,德高望重,朝野均称令公。他的两个儿子有邻、有终均出仕为官,特别是有终,在平息四川王均起义中军功卓著,深得真宗信赖。当年,“父子二人尝并命为江南、淮南两路转运使”,大诗人王禹偁曾赠诗父子二人:

其一:“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

父子有才同富国,君王无事免宵衣。

屏除奸吏魂应丧,养活疲民肉渐肥。

还有文场受恩客,望尘情伧倍依依。”

其二:“当时词气压朱云,老作皇家谏诤臣。

章疏奏罢无事日,朝廷犹指直言人。

题诗野馆光泉石,讲易秋堂动鬼神。

棘寺下僚叨末路,齐心惟祝秉鸿钧。”

父子二人的宦海业绩及社会交游声望由此可见。

有终有孝若、孝杰、孝绪、孝恭四个儿子,皆因荫得官出仕在朝,官居内庭。孝先(有邻之子)亦曾随叔父有终征王均而立军功,后迁升数处地方官,包括在耀知州。

简夫年轻时随侍父任,曾来耀读书,“雷园者,宋职方员外郎太简雷公读书歌咏之所也”(《雷园记》)。说来也巧,北宋时,还有好几位名人也是在雷孝先知耀州的这段时间内随父任来耀度过其青少年时代的,耀州同知富言随侍的公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富郑公富弼(他在耀亦有园居,号“富宫”,“富宫晚照”,为旧耀州八景之一);司马池知耀时携带的公子就是后来的伟大史学家司马光。《华原风土词》第四十八首写道:“有宋名贤相业崇,两家先子宦游同。过庭鲤对基弓冶,司马温公富郑公。”可以想见,司马光、富弼、雷简夫这一帮年纪相若、地位相近的风流公子,早在年轻时就相识于耀州,而且交游过从甚密,经常往返于雷园、富宫之间,诗酒酬答、歌咏戏游,因此后来荐三苏于富弼自有所以。据耀州传说,雷简夫戴铁冠骑牛野游的地方就是耀州锦阳川一带。他溯沮河而上,和这些诗酒朋友们徜徉于香山、庙湾一带,留连山水、游猎尽兴、放浪形骸、不乐仕进,何等风流倜傥。司马光有一首赠雷简夫的诗:“南山有白云,应物任所适。欻来非有心,倏去还无迹。甘泽望沾浃,嘉生待苏息。无为遽收卷,复入崖间石。”从内容看,描写的显然是这样的隐居生活。

雷简夫出仕,始于康定中枢密使杜衍之荐,没有先祖辈的社会交往,堂堂朝廷枢密使怎会知道一布衣雷简夫是何许人也?治三白渠有功,知坊州,徙阆州。值得注意的是,康定元年(1040年),雷简夫为耀州吏目治三白渠,翌年(庆历元年,1041年),就是范仲淹知耀州的时代,后来雷简夫充任边郡通判,正是由于范仲淹和韩琦的联名担保和极力推荐。这些零星点滴的行踪资料足以证明雷简夫广泛的社会关系,既有祖辈的老相识、老朋友,也有自己的上下级、同窗、同事、朋友等。他本人又学识渊博,文坛威望颇高,风流爱才,善于结交,这样才形成了他上至朝廷重臣、文坛泰斗,下至庶民布衣、乡野鸿儒(如苏氏)如此广泛的交际圈。试想,一个平凡州县小令,直接向朝廷致函荐才,有谁会重视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雷氏三世官耀是简夫荐三苏的一种历史准备和机缘铺垫。若没有四世为官、三世官耀的雷氏,荐三苏则缺乏社会基础,纵有美好愿望,也难以成为现实,偶然中其实有其必然。

雷简夫本人的慧眼卓识也不是凭空而来,出身于历代为官的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雷园的读书条件、环境就是明证。简夫“精通经史,颖悟过人”,年轻时即能吟诗为文,可惜的是,其留在耀州的两件作品今皆不存。二十二首园居诗写成不久,就被景祐间(10341037年)耀州通判张逵刻石于郡壁,诗文内容文采及书法艺术确有可爱之处。明嘉靖时,石刻尚存州中,至清乾隆时,“雷简夫园居诗石刻无存”。另外,雷简夫撰写的《明觉殿记》碑,乾隆时还有“断碑在山寿寺门内,仆东墙下”的记载,后不知所终。

今天我们能搜集到的雷的作品非常稀少,本人曾看到《宋诗纪事》(第378页)中有《寄甘露寺舒公上人》五言诗一首。另外,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徽白公路北侧山崖上的摩崖题刻《新修白水路记》至今仍在,这篇题刻撰文、书丹及篆额皆为雷简夫一人,从中可以领略其文采,特别是书法艺术。有人对此题记评论道:“自陕入蜀,栈道之首途。简夫此文,可与汉之《畜君开通褒斜道》,魏之《李苞通阁道题名》并垂不朽。”另有《江声帖》传世,均有很深的造诣。其诗文成就卓著,合阳县乡土教材中有“简夫的功业文章,在当时的士大夫队里不在韩、富、欧阳以下”等语,足见其文坛声望和社会知名度之高。

此外,雷简夫的才识也非比寻常,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卷十)中有一则轶事记载:“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辨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依真宗召种放事。”由此可以看出,雷简夫未出仕便对边防军事非常熟悉,后知雅州征彭仕义果有作为。为耀州吏目后,在治三白渠工程中又显示了他的规划指挥才能。正因为有如此渊博的学问、不凡的才识,才能慧眼识才辨才。试想,若其眼力平庸,能发现苏氏的才能价值吗?这种爱才惜才荐才的精神和魄力值得学习。

合阳、耀州人对雷简夫荐“三苏”的宣传和研究由来已久,耀州药王山现存的《雷园旧迹》碑,是由合阳清初名士康乃心促成的,当时的耀州知州李铨也是一位风流雅士,与康乃心交谊颇深。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乃心与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访友来耀,与李铨诸友诗酒之间论及自己的前代乡贤,个人皆有诗文,于是有了《雷园旧迹》碑;结伴徜徉于锦阳川田园山水、青稼垂柳间,故有《锦阳川图》碑;遍游五台胜景、寻访真人旧迹,于是有《五台山图》、《五台山记》碑;游山寿寺,康氏又有《山寿寺访宋雷公太简古碑》诗作传世:

“老树层荫盖佛堂,重来散发生清凉。

石边磨藓寻景,碣畔题名认职方。

蚬首暮云愁似旧,韩陵烟草梦难忘。

不知如我千秋里,几客神交向夕阳。”

光绪年间,《华原风土词》的作者顾曾又先后在合阳、耀州为官,其《合阳八咏》诗中也有对雷氏功业的歌颂。雷简夫当年知州的雅安市在新编的《雅安市志》中也有关于雷简夫力荐三苏的记载,当地并有记载其事的石碑至今保存完好。

庙湾玉门川玉洞的故事

    位于子午岭乔山山系南支的大香山与小香山之间的一个风景秀美的川道——庙湾镇西川,今人称玉门川,至今流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玉门的半山腰中有个古老而神秘的洞穴,人们称之为“玉洞”。

    相传,这个穴洞很早以前曾是玉门人老祖先狩猎生活住过的地方。当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川道大多荒滩被开垦出来种上了五谷。庙湾集镇的兴时,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人们较前富裕起来了,百姓们就迁居川道。但社会上那些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恶人强盗就不时地来抢取豪夺、杀人放火、破坏生产、民不安生。于是人们就把自己劳动所获的财粮衣锦就藏在这个洞里,白天下地上山劳动,晚间住在洞里,轮流防守。说也奇怪,人在洞口能听到远隔数里路程以外的说话、脚步声,好像近在眉睫。因而当下边有动静时,人们及时上洞。那些匪徒们,打家劫舍日益明火执仗,白天也来抢掳杀戮。一个晴朗的中午,一群匪徒前来洗村,全村老少男女立即上了洞穴,匪徒们想用围困的办法,但无济于事,因为洞穴中有足够的备粮储水。强盗们奈何不得,便施展了更为狠毒的一招,他们用山林木材架在洞底用大火烧,把半个山都烧红了。

    正这个时候,从川后的南海石莲花洞里腾起一股黑云,在川道搭成一个雨门,乌云密布,随着一声响雷,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不仅一下子泼灭了强盗烧洞的大火,而且山洪猛发,巨澜卷走了恶人。雨过天晴,藏在洞穴内的群众喜笑颜开,对天作揖。于是放心地搬回到川道里的村庄,重整家园,耕织兴业,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村民们为了纪念这个天公作美的事件,给玉门川西北王家沟的南海石莲花洞建祠立碑,上香供奉;把当时发云之处的村庄称为“雨门”(即今玉门);把藏人山洞称之为“雨洞”(即玉洞)。直到今天,玉门川王家沟莲花洞口还竖立着清道光年间《南海碑记》一通石碑。如今的玉门川,仍然是山川秀美,碧水荡漾,松林参天,鱼米满仓。有诗曰:峻洞影湖中央,山外人声耳边响。南海石莲深云处,雨门多雨鱼米香。

宋元恺志在兴中华

宋元恺(18791917年),又名宋向辰,耀县城内西街里仁巷人,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县有名的革命党人。

宋元恺青年时期在三原县味经书院和宏道学堂上学。1905年,26岁的宋元恺抱着“振兴中华”的宏图大志渡海出国,留学日本,在东京学习军事。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宋元恺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看清腐败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便毅然参加了同盟会,成为陕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宋元恺在日本东京同盟会创办的《夏声》等杂志上积极写稿,大胆揭露清王朝的腐败黑暗,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1908年,宋元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到陕西,在西安成立了“健本学堂”,并兼任教师,积极培养革命青年,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即辛亥年)1010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1022日,陕西革命军在西安起义。1024日,当时正在西安高等农业学堂当教师的宋元恺率领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炸弹队”英勇攻击清军,在乾县东南薛禄镇把清军打得一败涂地。民国元年,宋元恺出任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外交司长。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宋元恺往来南京、上海之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跟随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的宋元恺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长。后宋元恺回到陕西,又以研究学问为名,在西安柳巷组织了“乐群社”,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7年夏,封建帝制余孽张勋复辟,宋元恺义愤填膺,立即东渡黄河参加北伐。宋经晋南转战一月有余,被窃据陕西督军职位的北洋军阀爪牙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前后堵截夹击,不幸阵亡,年仅38岁。

樊毓秀革命不做官

樊毓秀(1885年—1917年),又名樊灵山,耀县寺沟乡寺北堡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喜读好学,孜孜不倦。1905年,樊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肄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数学专科,毕业后回到陕西,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为陕西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10年,在耀县庙湾兴办了牧羊场,为集聚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19111010,武昌起义取得胜利。随后,陕西革命军光复西安,樊毓秀等人也在耀县聚众响应,并率部驰援乾县,与清军连续作战,屡获胜利。

民国成立后,樊毓秀不愿做官,渡海去日本留学。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后,樊毓秀又回到陕西,在军队中重举革命旗帜。后由于不愿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走狗陈树藩同流合污,愤然辞去了军中官职,当了学校教师。

1917年,窃据安徽省督军的张勋阴谋复辟封建帝制。樊毓秀为了挽救革命,又一次投笔从戎,同宋元恺等东渡黄河北伐,连打了几次胜仗。后因山西、陕西两省军阀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对革命军进行堵截围击,毓秀不幸被俘遇害,壮烈牺牲,年仅33岁。

胡应文舍身为人民

胡应文(1886年—1913年),又名胡定伯,耀县城内东街人。青年时喜读革命书刊,十分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事业,经常向同学、朋友畅谈革命理想,痛斥封建统治。后经宋元恺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0年,在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邹子良的指示下,胡应文积极协助樊毓秀等人在耀县庙湾建立牧羊场。第二年,又在瑶曲开办了铁矿,以此作为掩护,秘密组织革命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胡应文立即随同井勿幕等人,在耀县树旗起义,起义队伍很快聚集数千人,胡应文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并兼任北山民团使,率领部队驻扎在耀县、同官等地。

1912年,胡应文出任同官县知事,动员流民回乡,整顿社会秩序,修城墙、筑河堤、办教育,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1913年,改任陕南旬阳县代理知事。当年10月,凤翔兵变队伍窜扰南山,路过旬阳烧杀抢掠,胡应文率领地方团警登城守卫,终因寡不敌众,在北城中弹落水,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任师竹血染药王山

任师竹(1875年—1911年),原名灵,字痴雏,号山川。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改名尹,字师竹,世居耀县城内仁义巷。

任师竹是同盟会的优秀会员,是耀县最早接受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中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同时,他也为故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任师竹幼年家境贫寒,全家靠父亲长润卖烧饼为生,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和刻苦学习的习惯。先生赋性聪颖,好习文学,喜读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等英雄人物故事。九岁受业于当地名士武慎修门下攻读诗文,十八岁时诗文书画出类拔萃,为诸生之冠,邑人以“才子”称之。慎修奇其才,以女碧莲妻之。1895年,负笈入泾阳味经书院,后又随咸阳刘古愚(焕堂)先生专习文史。习文之外,兼习拳术,路遇不平则挺身而出、奋拳除暴,为乡里所敬佩。

1904年,耀州牧诸成昌(绍兴人)在城内创办高等小学堂,聘先生为堂长,与总教习张子甲(朝邑人)、儒学教谕张铣(蒲城人)皆友善。后张铣办西潼铁路,请先生入幕负责文书工作,由此结交了许多革命党人,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陈会亭、景梅九的介绍下,先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耀县最早的会员。

1906年,革命党人邹子良、关建常等在耀县北山秘密建立革命策源地,积聚革命力量,推先生视察地形、选择地点、联系买地,创办了牧羊场,成为当时渭北的革命据点。

1908年,任师竹看到耀县教育落后,特别是女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便和革命党人李云程创办了正宜女子学堂,聘请张敬止女士为教师,为开创耀县女子教育立了头功。翌年,任师竹在西安与郭希仁、刘蔼如、曹叩侠、马开臣、景梅九、李岐山等人以研究国学为名创办丽泽馆,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李仲特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决定进行驻西安“新军”策反工作,为起义做准备,但“新军”督军王毓江是陕西巡抚恩寿的亲信,防备甚严,无法打入其内部。师竹先生挺身而出,冒着极大风险和甘聘莘及“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计三十余人,搜集了王毓江恶迹数十款呈报陕西咨议局,请巡抚恩寿查办,并电告在京党人响应,一时声势甚大。恩寿恐激巨变,与己不利,不得不撤了王毓江的职。除掉这个钉子之后,革命党人打入“新军”者越来越多,成为后来西安革命爆发时的中坚力量。1910年,陕西著名党人井勿募由南方回陕,言南方因多次起义,清政府防范甚严,举行起义不易,决定改变策略,先在北方着手。任师竹先生即在耀县积极配合,并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抗粮抗捐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惊恐万分,千方百计采取高压政策,耀县庙湾之牧羊场已为清统治者所察觉,更加严密防范。新任知州孙寿朋临耀前已受恩寿密示:“严防党人活动”。在耀党人决定过了药王山“二月二”庙会后进省参加起义,谁料任师竹先生游山时被刽子手杀害。当时的情况是:农历二月初七,任师竹携革命党人李云程、张木生等游览庙会,下午众人回城,他仍在山上继续看戏。戏完后忽然发觉眼镜被盗,即向巡山的衙役索讨,衙役中有一姓杜外号“巴豆者”立即回衙告密邀功,于是班头谢刀客和李兴(绰号麻子红)受州官密示,带领帮手杨登奎同杜巴豆一起上山捕拿。任师竹空拳搏斗,被刀断两手、斧砍两脚,血流如注,昏倒在地,当晚毙命,终年37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为先生写照。

薛卜五就义瓦窑头

薛卜五(1887年—1919年),又名薛其昌,耀县小丘朱坊村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之一。薛卜五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早年求知于三原宏道学堂,后转入省巡督学堂攻读法律。毕业后精心钻研财政经济专业,从不同角度积极探索强国富民真理。

191110月,辛亥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25岁的青年薛卜五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为了打击地方残余封建势力、安定社会秩序、扩大革命成果,陕西省同盟会指示西安各校革命青年回乡开展活动。当时,泾阳、三原、富平、耀县学生结伴回乡,推选薛卜五担任沿途交涉的代表。回乡后,听闻耀县、同官一带有一股以张老四为首的土匪经常横行乡里,抢劫杀戮,薛卜五便积极协助驻耀革命义军胡景翼部,迅速消灭了危害人民的匪徒,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地方秩序。

1917年,封建余孽张勋妄图复辟的美梦未能得逞,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趁机临时执政。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举起护法旗帜,大张声讨。胡景翼在三原编组了陕西靖国军,首先举旗响应,由于粮食不足,便委任善于理财的薛卜五为陕西靖国军经理财政处长,使军饷供应得以源源不匮。

19195月,薛卜五为了筹款,亲赴各县视察财政。一次,自富平解款至三原途中,在瓦窑头停车吃饭时突遭地方军阀唆使的暴徒袭击,立时毙命,年仅33岁。

薛卜五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参与了西安“易俗社”的奠基工作。易俗社于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其为首任社监,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全国戏剧班社的奠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封赞化领导的“硬肚”抗卢斗争

辛亥革命后,窃取陕西军政大权的陈树藩,在北洋政府的羽翼下更加残酷地盘剥镇压人民,陕西各地“反段倒陈”的护法运动随之兴起。1917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在此前后,孙中山命国民党人士、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子静于5月、9月两次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驱陈斗争。

1917123,高峻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并发布檄文历数陈之罪状,打响了陕西驱陈第一枪。此后,耿直起义于西安,郭坚举兵于凤翔,张义安起义于三原,关中、渭北各地也纷纷起兵反陈,各地义军在斗争中联合组成靖国军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共商讨陈大计。陈树藩被靖国军两路夹击难以支持,大荔、关山等数次战斗失利,而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则日益巩固壮大。

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19187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开会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三原,统一改编各部共为六路,抽签为序,驻耀县的卢占魁部为第六路。此前的19182月,卢占魁(耀辰)率部三千余,由绥远(今内蒙包头一带)来陕参加靖国军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在灞桥战斗中大胜陈军,旋因卢部在斜口战斗中失利,退回渭北,进驻耀县。

陕西靖国军在反陈斗争中得以发展壮大,但所属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驰、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尤以卢军为甚。卢军多为乌合之众,来耀后纪律败坏,横行无忌,除田赋外,又以筹集军饷为由,命每户每月缴纳“月月银子”,并令农民大种鸦片,增收烟税每亩至20块银元。此外,还采取拉票等手段勒索百姓银钱,甚至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城内百姓无法生活,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许多人家甚至逃往三原、富平等地。期间,城内公共机关大多成为卢军营房,就连县署大堂也成了马圈。

卢军驻耀期间,接连发起火烧方巷口、血洗崔家坡、攻打寺沟南堡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劫掠,城乡鸡犬不宁,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加入了“硬肚团”,愤然抗击卢军的蛮横行径。大家公推下楼村(今属坡头镇)民间名医封赞化先生为团总,封赞化老先生学问渊博,医术高超,在耀县西原、楼村、小丘一带声望很高,愤于黎民涂炭、毅然收起药箱,投身农民起义,为“硬肚团”出谋划策。他依据早年“义和拳”斗争的传闻,教大家练功习武,并自撰《硬肚法手册》,绘制五十余种火器图志,土法制造地雷、炮弹等。仅一年多时间,楼村、小丘、稠桑、下高埝一带农民有两千余人参加了“硬肚团”,他们举起大刀、长矛,见卢军就杀,自命为刀枪不入的“硬肚”(相信念经咒、贴符等法术,刀枪不会伤身),一时声威大震,围城叫骂,卢军不敢出城。时间一长,“硬肚团”开始懈怠,因只凭原始武器,加上其迷信咒符和精神胜利的底细被卢军摸清后,卢军于1919年正月十五趁硬肚团士兵回家过年之际,天尚未明就倾巢出动,依靠其骑兵的神速,兵分两路夹击合围,将“硬肚团”包围在中高埝一带。义军尸横遍野,血染疆场,牺牲甚众,封赞化只身突围,逃亡彬县,反卢斗争遂告失败。随后,卢军开始清洗残余“硬肚”,逐村逐堡搜捕硬肚头领家属及成员,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直至民国九年(1920年)正月离耀。

这次自发的农民抗卢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大大增强了广大农民反抗暴政的革命意识,也锻炼了群众的军事斗争能力。此后,耀县一些早期革命党人也多从这次亲历亲见的斗争中,发现了农民群众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杨虎城将军在耀县

杨虎城将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陕西关中人,因家在蒲城县,早年随他参加军事活动的多为关中人,更对其敬仰无比。杨虎城是与张学良联手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八大主张,促成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不朽丰碑。其实,在杨虎城将军的光辉革命历程中,还有几个重要活动是在耀县完成的,也是耀县近代史上的闪光点。

靖国军在对抗北洋军阀陈树藩、吴心田、刘镇华的战斗中,内部亦分化瓦解,各找靠山,自谋出路,大部分队伍受直系改编。杨虎城将军坚持“保全革命人格”,称“人各有志”而拒吴佩孚之官禄利诱,遂率部向陕北转移,依托其同乡井岳秀(辛亥先烈井勿幕之兄,同为蒲城人)保存实力。杨在陕北(定边)结识了西北中共创始人魏野畴及杜斌丞先生,并受到了他们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4年冬,时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挥师关中,驻军渭北一带,与北洋军阀隔河对峙,指挥部就设在耀县城内,当时邑人马天闲任其部队军需长。杨部驻耀后,受到当时县长杜寿亭(继延,华阴人)的欢迎,被安置在县署西亭热情款待。杨将军与县城内一些原辛亥革命党人旧部、家属及地方开明人士多有联系交往,并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讲解国民革命道理及时局形势。当时的国民二军留陕师长田玉浩等专程赴耀县与杨将军联系,共同商讨配合河南境内的国民二军(胡笠僧部)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杨将军即派部队向刘镇华盘踞在渭北大荔、澄城一带的帮凶麻振武部进攻,使豫西战争获胜。杨将军驻耀期间,游览了城东药王山,并向随员讲述当年辛亥革命时,胡景翼和耀县胡定伯等人在药王山聚众两千余人插旗举义,光复耀县城的革命功绩。他十分敬仰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耀县早期同盟会会员宋向辰、樊灵山等人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并带领随员亲赴位于药王山下的宋、樊烈士墓地隆重祭奠,以表哀思之情及誓将国民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

1925312,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北平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陕西省只有杨虎城将军派人从耀县专程赴京送去挽联祭奠。51日,杨虎城在耀县城内(城隍庙大院)率全体官兵及学校师生、各界人士数千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全民导师”的横幅。会后,杨将追悼会上的挽联和祭文等编印成《总理哀思录》,表达了他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之情。这一举动在当时北洋军阀执政形势下,成为陕西政治生活中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也是耀县民国历史上一件值得浓墨重彩记载的盛事。

当时,杨虎城将军通过反思总结前一段军事斗争历程,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具有卓越战斗力的军队,除具有先进正确的指导思想外,还须对部队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即军官)的培训更为重要。于是,他仿照和遵循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和办法,创办了“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地点选在文庙。

杨虎城将军在耀时间虽不长,但纪念辛亥先烈、祭奠孙中山、开办“三民军官学校”几件事一脉相承地反映了他坚持国民革命的立场和思想,既是杨虎城将军革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耀县革命史上的重要闪光点,值得永远铭记。

耀县“交农”围城斗争

1932年春,陕西关中地区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耀县当局不顾人民死活,依旧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县境内土匪为患。当地驻军又大量征调民工建造兵营(即东大街的东营,原为清代绿营兵驻地,现文化馆址),既无工钱又误农时,城乡民众的反抗情绪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点燃了照金革命的烽火。三原武字区人民以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影响也波及到耀县。渭北游击队亦到耀县华里坊、让牛村、柳林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四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形势如布满干柴,只待火种。因民众反抗情绪蕴积,蓄势待发,加之当时小丘、西塬一带的农民和外地流落到此地的灾民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劳役,面对有利时机和革命形势,中共耀县特支决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群众中组织力量秘密宣传,进行串联活动。夏收前,利用民间“鸡毛传帖”(即传单上贴上鸡毛,表示“迅速”传阅,尽快行动之意)的古老联络方式组织和发动西塬、楼村、小丘一带数千农民群众,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交农”斗争。

所谓“交农”,是指农民公开向官府交出并烧毁农具,表示不再继续种地务农,也不再向官府交纳“皇粮国税”的一种示威罢工反抗斗争形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愤怒的农民肩扛木杈、扫帚、锄头、镢头等农具,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潮水般从四乡八方涌向县城,要求政府“减免粮税、停建兵营”。国民党耀县当局闻讯后紧关城门,愤怒的群众便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楼。农民的暴烈反抗,终于迫使国民党耀县县长李建堂答应为农民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了胜利。“交农”斗争后,张仲良被国民党耀县政府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后经党组织通过时任国民党北区民团团长的赵连璧(与张仲良为同学关系)具保出狱。

耀县“交农”斗争是耀县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组织群众运动的第一次实践,有力震慑了国民党在耀县的反动统治,迫使国民党耀县当局答应了农民的要求,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锻炼了党员和群众,使革命从低潮开始走向复兴。

刘志丹、谢子长照金播火种

照金位于耀州西部边境山区,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地域偏僻,远离县城,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这里森林密布、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是屯兵割据的理想场所。海拔1600米的薛家寨山峰壁立、形势险要,有利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优越的军事条件,进可攻,退可守,堪称得天独厚的游击战活动区域。

照金地处穷乡僻壤,土地多为县城几家地主和香山寺所有,绝大部分农民以租佃耕种为业。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连年灾荒,周边各地饥民不断流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反动驻军民团以“剿匪”为名,搜刮民财,多方骚扰,百姓不堪其苦,四处躲藏,十室九空,形成了极好的革命群众基础。

刘志丹、谢子长以多年在陕北、关中开展游击活动,领导起义的实践,根据陕西省委和陕甘红军游击队斗争形势和需要,调整战略部署,逐渐将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照金地区。

1932223(农历正月十五),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照金开展革命活动。适逢元宵节,张彦宁民团正在照金街上耍社火,趁民团敲锣打鼓、狂欢作乐之机,红军游击队迅速将民团包围缴械,向群众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此后,红军游击队又多次在到这里开展宣传活动,张贴标语、发动群众抗捐、抗租,并经常深入杨柳坪、芋园、北梁等地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刘志丹白天和群众一块下地劳动,晚上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建立了农民游击队。游击队纪律严明、买卖公道,和群众亲如一家,当地年轻人纷纷结伴参加红军,革命武装不断壮大。

李妙斋创建芋园游击队

1932年秋,李妙斋跟随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转战旬邑、清水塬、三原武字区和耀县照金、芋园一带宣传土地革命、开展游击队战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芋园村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李妙斋以寻找乡亲揽活为掩护,住在山西农民韩天成家里。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家串户,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串连革命骨干。后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开始组织建立芋园党组织,在芋园村发展了邓克勤等五人入党,成立了党支部。又秘密制造武器、购买枪支弹药,于193210月成立了照金地区第一个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

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告捷之后,又先后攻打了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兔儿梁的守山土匪,对土匪区别情况作统战工作,团结多数群众打击首恶。经过艰苦努力,照金革命根据地雏形初步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的山区站住了脚。

芋园游击队成立后,李妙斋组织附近村庄数千名群众,选举成立了分粮委员会,进行大规模的分粮斗争,有力调动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芋园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之一,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敌强我弱,为了坚持同周围的敌人长期斗争,李妙斋带领队伍登上地势险要的薛家寨,并把这里建设成了红军的大本营。

红军大本营薛家寨保卫战

薛家寨在照金街东北约5公里处,与西面的龙家寨相对峙。这里石峰千仞、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面与兔儿梁山岭相联,可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为秀房沟,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过两道石门,有天然石洞五窟,大者能容二三百人,小者可容数十人。

1933年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迁驻薛家寨后,这里就成为照金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当时住在薛家寨的除边区特委、政府和游击队总指挥外,还有苏区修械所、被服厂、仓库、运输队、红军医院等后勤机关。后来,王泰吉起义部队带来的百余支手提机枪和棉花、布匹、银元等也存放在这里。为了建设薛家寨,红军上寨后,首先加固了前后哨门,并增筑碉堡设岗放哨,又从三号洞开始,为石洞修了堞墙。同时,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建立哨卡,周围有地雷、滚石垒、战壕及暗道等防御工事。

19334月,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原有23个游击队进行清查整顿,发现游击队中混进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最突出的是陈克敏(连升)叛变和宁老八违法事件。经过认真整顿,撤销了游击队原有番号,清洗了许多坏分子,重新整编为五个支队和一个政治保卫队。接着,在土儿坪召开游击队大会,当场处决了罪行严重的宁老八,纯洁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蒋介石数次严令西安缓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并限期攻克薛家寨,肃请薛家寨“残匪”。根据地军民,特别是薛家寨红军、游击队员不畏牺牲,展开了激烈的薛家寨保卫战。

19339月下旬,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老幺(夏玉山)、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民团计千余人,乘红军主力西击旬邑之机,勾结叛徒陈克敏,分兵数路从黑田峪、鸡架山后沟、南趟等处,分途率部“围剿”薛家寨。当时寨上只有边区政治保卫队留守,兵力有限,其余为一些后勤人员。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保卫队和寨上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工人干部及妇女游击队的同志纷纷拿起武器进入各哨卡,积极投入战斗。他们利用天险巧布地雷阵,并以麻辫手榴弹打得敌人寸步难进。适逢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赶回,立即发起猛攻,敌人死伤甚众,残部狼狈溃退。不幸的是,李妙斋同志被伏敌暗枪击中,英勇牺牲,时年30岁。根据地群众用父母的棺材收敛了英雄遗体,安葬在薛家寨半山坡上。

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又以数千兵力,配合机枪大炮,向照金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他们沿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边境设置堵截线,由孙友仁部和三原、淳化、耀县民团向薛家寨合围。次日,敌军依仗猛烈炮火向薛家寨疯狂进攻,敌人的登山步兵在地雷阵的杀伤下终未得逞。战斗连续进行了五六天,山寨岿然不动,敌人便改用偷袭战术。15日夜,百余敌兵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从未曾设防的后山偷爬上山寨,突破游击队阵地。在此危急形势下,根据地党政领导果断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两路人马分别向党家山、黑田峪方向突围,均按事先安排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游击队北上甘肃,与红军主力会合。

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烧杀抢掠、搜刮民财,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乘机反攻倒算,残酷屠杀革命群众,苏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等,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薛家寨失守。

照金根据地暂时失守,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留下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击盘踞在苏区的反动民团。当年冬,党组织通过内外配合手法,摧毁了叛徒陈克敏民团的反动武装,根据地逐步恢复。

19358月,中共淳耀县委成立;10月,召开区、乡苏维埃大会,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1937年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淳耀县政府在其领导下带领广大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权建设。解放战争中,淳耀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一直到1949428日,取得全耀县解放,建立新政权。

1932年算起,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及此后陕甘宁边区领导的淳耀县政权,坚持了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是全国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的红色区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525,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把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确定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近年来,耀州区委、区政府对照金境内相关革命旧址、纪念馆、镇区等进行了全面规划,吸引各级投资建设。我们相信,照金将在发展旅游、振兴经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发挥独具特色的作用。

反“围剿”斗争与陈家坡会议

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照金苏区与渭北根据地的相互呼应,促进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西安。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一面调拨大批枪炮装备给照金周围各县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数县民团“围剿”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在特委的领导下,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英勇抗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1932912,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总指挥胡景铨派遣副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柴子发,带领三四百人“围剿”照金尖坪一带,被红军彻底击败,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了马希哲和柴子发。

19332月,敌正规军两个营纠集庙湾等处民团进攻苏区,在芋园地区分三路包围红二十六军二团。由于渭北游击队赶来接应,红二团突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游击队英勇战斗,迫使敌军撤出苏区。

19334月,国民政府派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指挥,以正规军4个团和6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苏区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与转入敌后的红二团里外配合,以各种战术袭击敌人。王泰吉也因厌战,空绕一圈应付了上级,就率部撤回。

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525日,在照金北梁召开的边区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上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行动计划。杜衡拒绝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在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让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强令红二团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不久即在西安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团南下因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熟,陷敌重围,浴血奋战一月,终于兵败南山,上百名忠勇红军战士血洒秦岭。红二团刘志丹、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等30多名幸存指战员突破重围,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苦战三个多月,历经千难万险,10月初先后分途回到照金苏区。

7月下旬,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部队和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三原武装)三支革命武装会师照金,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各游击队在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高山槐打退了耀县雷天一民团的进攻,并配合当地武装消灭了照金后沟寨子张彦宁民团,反击了国民党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的“追剿”,为恢复重建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1933814,陕甘边特委在此严竣形势下,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议分析了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后的斗争形势和紧迫任务,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克服了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否定了主张分散活动的意见。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并恢复主力红军,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三支队伍组成的红军。会议还制定了不打大仗,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耀县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进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高潮。此时的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则调集大军“围剿”苏区和红军,残暴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33年春,国民党部署重兵“围剿”陕甘边苏区,调动了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二十六军,攻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这时,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担任团长的王泰吉,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率领骑兵团驻防耀县。

王泰吉,临潼人,生于1906年,原为中共党员。曾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一期学习,参加领导过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出狱后栖身于杨虎城部,1930年任杨部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后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王泰吉任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王泰吉不愿打红军,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率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空绕一圈,应付了这次“围剿”。

1933117,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和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些现实动向对王泰吉有很大的启发,他也想奔赴抗日前线,同上述同志一样,为国家为民族效力,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不许抗战,并且要“围剿”苏区和红军。

在国内外形势交相促进下,王泰吉举起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决定率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早年曾是共产党员的老同学何寓礎联系中共陕西省委。省委派发行部长余海丰同何联系后,两人于六月中旬来到耀县同王泰吉见了面。一天下午,王泰吉邀何、余二人到耀县城外郊游,在北关天宝滩菜地的一口水井旁,三人在一处葡萄架下坐下来,王泰吉再度诚恳表达了他起义的决心和想法,余代表中共陕西省委表示欢迎。三人就起义具体事宜进行了秘密研究,定出了起义计划,余回西安报告了省委。六七月间,省委先后派杜衡、杨声来耀县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了杨虎城,领到了一笔军饷和一批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7月中旬,王泰吉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杨声两次召开连排长和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安排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1933721,王泰吉率领骑兵团一千余人在耀县宣布起义。中午饭后,吹号为令,全城统一行动,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全城所有反动武装,包括驻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部、雷天一保安团及县政府公安局的枪支,并改编了他们的部队。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将骑兵连的四个连编为四个大队,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杨声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开仓放粮,释放在押“犯人”,并在西大操场召开了军民大会,王泰吉、杨声先后讲话,誓师抗日。会后,处决了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并动员商人照常营业,安定了市面。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拨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支持了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耀县县委研究决定,王泰吉起义的次日(722日),在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人秘密组织下,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游击队积极配合义勇军,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把伪县政府、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并处死了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和兵痞流氓张廉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在耀县停留几天后,即向三原进发。到达武字区时受到了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举行了军民联欢会,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参加。当部队继续向西开到轱辘把,突然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战斗失利,部分旧官兵投降、逃散,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王泰吉带领余部转移到耀县小丘,复遭追敌袭击。又带领余部撤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见到了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与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会合,壮大了革命力量。

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它是在陕甘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主力南下在蓝田失败之际发动的,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加强和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底,为联络争取抗日武装,王泰吉前往淳化,当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路过淳化通润镇时,王泰吉被淳化三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扣押至西安。193433日,在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决,英勇就义,时年28岁。如今,王泰吉烈士的纪念碑、纪念亭屹立在西安革命公园前院西侧,供群众参观纪念。

药王山惨案

1947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力量的壮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和参谋长戴桂茂之流惶惶不可终日,派特务到处密查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进行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1948年,耀县药王山下集体活埋三十二名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是当时渭北高原上一起悲壮的惨案。

1945年,刘伍受边区保安处指示,先后两次到关中收集敌方情报,又联络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以教书为掩护,分别在华县、兴平、临潼、西安等地活动,秘密组织地下武装。12月下旬,先后联络到关中十几个县多名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1946年上半年,在西安建立了秘密地下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发展成员近百名,分布于关中各县。这个武装组织在杨峰(田振英)的领导下,经常与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联系,积极开展工作。

1947年,“西北人民自救军”设在西安韩森寨一带的秘密据点遭敌破坏,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捕。敌人实施各种白色恐怖措施,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同志进行威胁。刘伍等同志一度撤回陕北,不久又返回关中,在华县白家河一带继续开展地下秘密工作。19475月,由于叛徒张蓬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向敌人供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全部情况,祝绍周即刻指示手下敌特便衣等,在各地警察的紧密配合下严密搜捕。敌特便衣伙同华县警察局兵分两路,包围了华县白家河一带的几个村庄和工厂,刘伍不幸被捕。随后,杨峰(田振英)、赛坚(女)、田振玺(杨丰)、尤生福、刘文彬等人相继在西安等地被捕。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西北人民自救军”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有成员几乎全部被敌逮捕关押。

19484月,祝绍周之流预感末日即将来临,加剧了对在押所谓政治犯的处理。经他们苦心密谋,拟将赛坚、武梦名等三十二名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和进步爱国人士,以扩充兵员之名义,交由陕西省保安三团秘密押解耀县。

413(农历35日),盘踞在耀县的保安三团团长朱辅元被电召西安,密谋策划在耀县残杀革命志士的罪恶部署,并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419日,三十二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北上火车押到耀县,当晚即由朱辅元向手下传达了祝绍周的旨意,并确定了残杀的具体地点、时间及方法。420日,黑云笼罩着耀县城,匪徒们在药王山下以挖修机枪掩体为名,挖下了活埋三十二名革命志士的罪恶深坑。

421(农历313日)凌晨2时许,敌人将32名革命志士用绳索串连,给他们嘴里塞了烂毛巾、破棉絮,秘密押解到药王山南庵西山脚下(今水泥厂黄土矿以西处)。勇士们面对死亡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刽子手将这三十二名革命志士推入事先挖好的深坑,残暴地举起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棍棒等凶器,狠毒地猛击他们的头部,有的头部热血喷涌,有的脑浆溢流,真是惨绝人寰,古今罕见。赛坚等同志奋力吐出口中填塞的烂毛巾、破棉絮,高声疾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愤怒痛斥蒋、胡匪帮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罪行。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国捐躯,英勇就义。

422,反动派又派员掩饰了现场。事后,朱辅元按照其主子祝绍周的旨意,编造了一套部队在耀县和共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中打死一批、跑了一批的假情况,以此蒙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掩盖他们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

耀县解放后,195451日,中共耀县县委、耀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在三十二位烈士牺牲地建亭立碑。根据当时调查考证资料,知姓名者仅十九人。1958年因水泥厂黄土矿占地,确定另择地筹建烈士陵园。六十年代,将烈士遗骨迁葬于现烈士陵园内重新安葬。1979年,重建碑亭安放原碑,继又整修陵墓,新建展室、大门等一系列配套设施。1981年清明节前,经整修一新的陵园及纪念展室正式开放,供党政界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及青年学生祭扫陵墓,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9852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烈士陵园题写门额横匾——耀县革命烈士陵园,黑底金字,熠熠生辉。199610月,中共陕西省委又将耀县革命烈士陵园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经多次拨款修复扩建,陵园规模更加宏大、肃穆、壮观,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0世纪80年代,经耀县党史工作者深入调查考证,基本查清了32位烈士的姓名、籍贯、革命活动情况。赛坚(女),中共党员,山西汾西人。武梦名、米忠全、刘文馨3位为富平人。胡维选、梁文耀、吉忠义3位为兴平人。高子时,武功人。党娃,宝鸡人。刘文彬、李志民、张印玺、宋培荣、吴利岑5位为华县人。任秉公、任秉章兄弟及朱子祥为长安人。冯智礼、李世诚、姚明德、陈克勤、尤生福5位为临潼人。王喜学、王志成为白水人。陈范珍,西安市人。孟宪廷,河南巩县人。张炳南,河北人。程晓光,河南洛宁人。张克,高陵人。张同连,籍贯不详。另有韩某、王某二人仅知其姓,名字不详,韩某为长安人,王某籍贯不详。

全国解放后,药王山惨案首犯戴桂茂于1951年在西安被处死刑,主犯朱辅元1958年被捕获后,于19605月处决于铜川市,其他有关人犯均得到了相应惩罚,告慰了烈士们的英灵。烈士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解放耀县

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耀县工委和淳耀县委领导的地方人民武装相互配合,在耀县境内历经数百次大小战斗,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先后三次袭击并夺取了耀县城,最终彻底推翻了反动政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耀县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首次解放耀县城是一次成功的奇袭,时间是194755日,夺得大批军需装备物资后迅速撤离,给了反动派以致命打击。

耀县城是咸(阳)铜(川)铁路和咸(阳)榆(林)公路的重要联结点,扼陕北、关中之交通要冲,被视作“北山锁钥”和西安的“北大门”。耀县城是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并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师八十五旅第二后勤部、野战医院和陕西省保安第三团,还有国民党弹药、被服、粮食仓库数处,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方供应基地。

正当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牵着胡宗南主力部队,酣战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之际,趁敌后方空虚,西北人民解放军一部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又突然自陕北急行军而挥戈南下。解放军进入耀县境内的庙湾、柳林一带后,严密封锁消息,宿营稍事休整。经常过往耀县的中共关中地委交通员孙光明,陪同化装成农民的部队作战科长前往耀县城,找到了地下党联络点的翟松山等同志,对县城地形、交通、重点建筑、敌军驻防及兵力分布进行了详细侦察。耀县老解放区柳林、照金等地干部带领民兵、群众,赴耀县以南敌占区富平县境,拔电杆、破铁路、毁桥梁,提前截断了耀县与西安的通讯联络,迫使耀县守敌处于孤立无援之地。

54傍晚,从耀县城东门外来了不足一个营的士兵,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佩戴着国民党军的帽徽、臂章,抬着几副伤兵担架,说他们的部队在陕北遭受共军袭击,正往后方运送伤兵,吵吵嚷嚷,好像牢骚抱怨还不少。其实,他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假装成的伤兵,怀里抱着重机枪,所抬的担架是用棉被裹着的八二炮,装出垂头丧气的败军模样进了耀县城。就是这样一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被当作国民党军前线下来的“荣誉军人”被请到南街关帝庙剧场看戏去了。

耀县城和往常一样,一派“平安无事”的景象,南街关帝庙剧场,民声剧社正在演出秦腔戏《盗虎符》。为了保障进城先遣人员的战前安全,给主攻部队以充裕时间做好战前安排部署,地下党同志通过关系要求剧社演完本戏再加一出精彩节目。家住县城南街的著名秦腔演员张鸿中被请到剧场,剧社社长要求他加演一出“起解”,他不由惊愕地说道:“《盗虎符》前后两本演完就不早了,再加一出《起解》到啥时候了?”剧社会计刘志新也极力撺掇张鸿中加演,并说:“今天晚上重要人士要求加演,不怕时间晚。”张鸿中加演《起解》的戏牌一经挂出,台下顿时哄然。戏演完已过半夜十二点,观众四散回家,城内各处响起敲门声、呼叫声、狗吠声,有人刚睡下,突然,枪声、炮声、手榴弹声震破了寂静的夜空。

西北人民解放军四纵(军)司令员王世泰亲临耀县前线指挥战斗,作战指挥部设在耀县塔坡(陕西省立中山中学校址)西北隅的几孔土窑里,警一旅三团负责打外援,警三旅五团担任主攻,五团团长郭应春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队队左臂扎着白毛巾的解放军战士自县城北锦阳川一带摩肩接踵而来,他们疾速靠近耀县城,攻城战斗于无声息中开始了。五团一营副营长王胜福带领第二、三两个连,架设云梯神速攀登上了东北角城墙。团长郭应春随部队登上东门城墙,火线指挥战斗;副排长李应般从东城门楼沿城墙向南,带一挺机枪掩护突击队,接连打掉了敌军八个工事。巨炮骤响,敌人稀里糊涂还不明白打的什么仗,国民党陕西省二区专员阎崇师新任到职才六天,以为城内保安团队同胡宗南军发生内讧,急忙带护兵出外巡视。阎崇师疾步走向西城门附近,扯着嗓子大喊:“你们不要打枪,我是专员!”解放军战士在城墙上立即应声:“专员请上城来!”阎崇师急匆匆上了城墙,解放军战士一把夺下了敌专员护兵手里的驳壳枪,阎崇师以为是他派守城防的保安团队,怒冲冲大嚷大叫:“你们反了?我是专员兼保安司令,你们竟敢缴我的枪!”解放军连指导员傅子良答了腔:“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敢缴你的枪?”敌专员惊愕无语,战战兢兢,束手就擒。拂晓前,人民解放军已完全控制了四周城墙,后续部队也风驰电掣般涌入城内,展开了激烈巷战,激越昂扬的冲锋号声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三营七连冲进敌保安三团团部,活捉了敌副团长,九连也很快占领了邮电局、银行等处。至5日上午10时,首次胜利解放耀县城,与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陕北蟠龙大捷遥相呼应,相距不出12小时。

攻克耀县城时,歼灭了敌人的第十师八十五旅第二后勤部、辎重营、野战医院和陕西省保安第三团团部等,计一千四百余人,生俘了敌专员少将保安司令阎崇师、敌八十五旅野战医院上校院长欧阳古、敌保三团副团长等。缴获轻重机枪七十余挺、步枪一千五百余支、迫击炮一门、子弹二十五万发、飞机枪弹六千余发、各种炮弹一千余发、军衣三千余套、骡马一百余头、电台四部,还有大量面粉、布匹、罐头食品等各种军用物资。据现场目击人士估计,仅弹药一项需用五百头左右的骡马运载。关中军分区独立营指导员解光有用机枪当扁担,挑了两箱子弹,瑶衣区区长杜永成扛了一箱驳壳枪,送交关中专署。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游击队民兵,人人争挑重担,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大大改善和充实了,一些游击队员战前只带了几发或十几发子弹,战斗结束后,每人发给百余发子弹,老解放区各乡民兵也大都换发了新枪支和弹药。最后,由于国民党官兵据守钟楼,居高临下,条件有利,双方一直打到下午,钟楼始终未攻下。深夜时分,解放军撤出战斗,退回解放区。

首次解放耀县城,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陕北分兵南下,打到了胡宗南的大后方,并摧毁了胡宗南军进攻陕北的军火物资仓库据点,完全出乎敌意料。解放军威名传遍关中,八百里秦川为之震动,国民党军中官兵自耀县城被解放军首次攻克后,纷纷倒戈投诚。

首次解放耀县城的胜利,是陕甘宁边区军民反击国民党胡宗南军猖狂进犯之成果,是战役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取得胜利的重要转折,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此进行了通电嘉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部被迫转入战略退却。为打乱敌军退却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春季战役,命令第四军向同官、耀县驻守之敌发动进攻。按照一野司令部作战计划,第四军集中兵力,于1949218日取道宜君哭泉,向铜川、耀县进军,迅速对守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十一师奉命攻占铜川,19日上午进至同官外围,20日拂晓攻克了敌碉堡,敌军全线动摇,分头向耀县方向逃窜。此时,十师在配合十一师攻克铜川后,率部跟踪追击,于20日第二次顺利攻克了耀县城。中共耀县执委副书记张仲平,县长封正宝率部分干部于22日进城接管工作。随后,在县政府办公厅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在新解放区分东、西、南、北和富平洪水五个工作组,分头下乡开展宣传,安定民心,并接收乡、保公所,组织学校开学,建立了临时政权。312日,国民党六十九军北上反扑,耀县执委和政府机关暂退出县城,撤回庙湾,各工作组继续在农村坚持工作,县城又一度被国民党军占据。

国民党胡宗南部连受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只好求助青海马步芳派兵东援,妄图挽回危局。311日,马军骑兵四十八师四个团开到耀县境内稠桑墓坳塬一带,当即遭到解放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迎头痛击,锋锐大挫。接着,马军骑兵向墓坳附近来犯,经两小时激战,解放军主动北撤诱敌。马军求胜心切,令骑兵快速抢占高山槐,此时解放军三十团已抢先占领山头,严阵以待,并将尾随之敌堵截于插花岭下马鞍地带。马部在向南村二十八团一营阵地发起冲锋时陷入阵前及两翼严密火网之中,只得转向牛村,又向二十九团三营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4小时,三营接连打退马军骑兵五次冲锋,毙三百余人。马军连连失利后,便集中大批骑兵突破二十九团防线,直扑团指挥所。师部急调兵力增援,击退了马军进攻,师长马德胜当场毙命。解放军集中兵力,分割包围,歼马军三个连,余部无心恋战,只好向南逃去。这次墓坳原歼灭战共毙伤马军一千余人,获战马五百余匹,重创了敌之有生力量。

1949421,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发起了解放关中的陕中战役,从北向南推进,势如破竹。耀县城内之国民党反动军队及政府等敌伪公署机关挟城中部分工教人员、中学生南逃三原,城中军政人员几乎逃之一空,县政府办公地也空无人管。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于428日解放了全耀县。52日,中共耀县党政军机关移至县城北门外塔坡的中山中学办公。54日,县执委会、县政府和县大队部分别进驻城内学古巷原二区专员公署和原县政府,开始了新政权的组建工作,耀县历史揭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智取豹村敌炮楼

    1946年腊月的一天,坡头镇豹村堡来了两个“货郎”。他俩手举着拨浪鼓嘭嘭嘭不停地摇着,口中不断地吆喝:“针线、钮扣、头绳杂货,要买的快来买哟!”他俩边走边卖。下午日头快落西山的时候,转到一条深巷子口,一闪身便进了一家院子里。

    “嫂子,可要针线吧!”走在前面的那个货郎高声向屋子里叫道。

    “噢!是他表叔来啦,快进屋吧!”两货郎闻声进了屋子。

    原来这两个“货郎”是武工队派来的侦察员,他们的任务是来通过关系侦察敌炮楼的情况,为解放军攻打敌炮楼作战前准备工作。屋子里的那名妇女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她向“货郎”详细介绍了敌炮楼上的情况。同时又设法从炮楼上找来了我地下党的“内线”,进一步了解到炮楼内敌人的人员及武器装备后,两“货郎”便迅速回部队驻地向首长汇报。

    武工队领导分析了敌人的情况,决定智取。他们及时与“内线”约定晚上行动,暗号是“内线”在敌炮楼上用香火转三圈,武工队用手电筒照三下。

    但是,一连二个晚上,埋伏的武工队员都没有看见“内线”发出的暗号。原来“内线”一直感觉时机不够成熟,未敢发出进攻信号。

    腊月二十九日晚,机会终于来了。这晚天下着鹅毛大雪,寒风刺骨,武工队队长杨凯带着队员们,按照计划埋伏到预定地点。雪夜里,战士们爬在雪地上冻得直打哆嗦。杨队长鼓励大家,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直到深夜两点多,突然,炮楼上有亮光在闪动,杨队长他们仔佃一看,对,是行动暗号!杨队长便用手电在空中绕着光圈。不一会儿,炮楼的大门慢慢地开了。武工队员们把准备好的梯子放到壕沟下,迅速通过,直冲到敌炮楼门口。

    “敌指挥部在哪?”杨队长问道。“内线”用左手一指,武工队员顺着指的方向冲进小楼,手电筒照向敌兵,大喊:“不许动,我们是武工队,缴枪不杀!”敌人还在被窝里睡得正香,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个个吓得连动都不改动,乖乖当了俘虏。就连灶房里的炊事兵,因多吃了几杯水酒,虽然还没有睡下,但见神兵天降,也都吓破了胆,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天亮了,雪也停了。武工队员们早把寒冷忘得一千二净,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踏着积雪,迈着轻快的步伐,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返回驻地。

奇袭耀州城

    自乐班,顾名思义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自娱自乐团体。一旦需要,一班人拎起家伙,召之即来,毫无半点架子,乐器一响,架势摆开,吹拉弹唱一齐来,生旦净末丑一块上,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一招一式还真像回事儿。

传说当年人民解放军巧借自乐班演出之机奇袭耀州城的故事,至今仍在城乡广为传颂着。

耀州城向自乐班历史悠久,兴起的确切时间人们无从考证,据史料记载,清宣统二年,城内马家大院便已是自乐班的活动中心,当时的耀州籍同盟会会员宋向民、樊灵山将此院作为反清灭夷的秘密活动据点之一。

民国时期,耀州城乡自乐班广为盛行,但班内配备设施极为简单,唯有一琴一胡一板而已。民国18年(1929)州城自乐班“三余会”增置行头,配备了道具,并更名为“警卉游艺团”。演出剧目也由原来的单一秦腔清唱发展到折子戏或整本戏。演出时,台上演员唱的专注投入,声情并茂;台下观众听得忘情动容,如痴如醉。手舞足蹈,开怀大笑。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其情依依,其乐融融。演出针对时弊,惩恶扬善,匡正祛邪,起到了很好的高台教化作用。群众亲切地称这等演出为庄稼汉的“家生戏”。

    一九四九年春季,我人民解放军首次攻打耀州城,由于对耀州城内敌情和地形不清,接连几次进攻都没成功,且伤亡很大。

    住在耀州城内的我地下党员得知敌军官兵爱看、爱听“自乐班”唱的“家生戏”的情况后,多方组织策划“警卉游艺团”煽动敌军官兵观看,并提前把情报送出报告给我军首长。

    子夜散场后,敌军官兵们个个疲不可支,那早已潜伏在东城外的我解放军指战员神不知鬼不觉地破城而入,把酣入梦乡的散军打了个晕头转向,溃不成军,残余敌部狼狈南逃,州城人民齐声欢庆。从此,耀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迈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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